知识全能者亚里士多德

亚里士多德的社会历史观，就是以他上述这种形而上学力基础而建立起来的，亚里士多德没有专门、全面、系统地阐述自己的社会历史观。但从其留下的“政治学”、“伦理学”、“经济学”，即实践哲学中，我们却可以看到他比较系统的社会历史观。

社会是人的社会，人及人的活动是构成社会的最基本因素。亚里士多德从这一观点出发，首先探讨人的本质、本性。由于克服了柏拉图的那种片面、抽象性，看到了共性离不开个性而存在，所以他才讲人不仅是“思维的动物”，而且是“社会的动物”、“政治的动物”。

柏拉图认为肉体对于有理性的灵魂是桎梏，要想获得理性就必须摆脱肉体的欲望。只有彻底脱离、了肉体，理性才能实现最终的目的——“至善”。所以在柏拉图那里，物质的肉体与理性的灵魂是绝对对立、分裂着的。

而亚里士多德却把物质肉体与精神灵魂的统一看成是真理，灵魂离开肉体、个人意念便没有“实现自身的工具”，所以，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物质的肉体与理性灵魂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

柏拉图认为单个的个人无幸福而言，只有在社会，置身于普遍之中才会获得幸福。他认为国家的任务就是实现这普遍的德性与幸福。整个国家就是按“理念”、“共相”组成的一个完美的有机体，从组成社会的各阶级及他们的活动范围，到这些阶级的精神，品德，无一不是依据“共相”、“理念”建立起来的。人们在这种普遍的“理念”、“共相”之中，只有各守其位，各操其业，各持其德，才会获得至善、幸福。为了上述这些目的，柏拉图极力主张要取消、克服“利己”，“个人自由”，总之，柏拉图的理想国，不是一个现实的社会，究其实质，它只不过是对现实社会片面，抽象化的结果。

亚里士多德恰恰相反，他批判了柏拉图的这种观点，在他看来，“理念”、“共相”、“至善”幸福的实现是与个另、特殊的活动有机的统一在一起的，是一种实践，是理性与非理性（个人的情欲）的统一，离开这种结合，就不会有普遍的“理念”、“共相”的存在。所以亚里士多德一方成强调国家这一普遍本质的重要，它“乃是个人的本质，个人如果离开全体，就正象一个有机体的部他脱离了有机体一样，不能是什么自在自为的东西”。但是一方面，亚里士多德又强调，这一本质是一种实现，是在个体主观活动之中体现的，只有这样的“国家才有那种内在的生存和不可摧毁的普遍性，这种普遍性在其各个部分成为真实，获得了巩固”。

所以我们看到，亚里士多德确实看到和击中了柏拉图理念论的致命弱点。在批判了柏拉图的基础了，亚里士多德，使理念论走向了彻底化，使这个抽象的普遍获得了具体、现实性。

正是从这种彻底的理念出发，亚里士多德接着又叙述了国家（即社会）的产生。和柏拉图一样，他也把国家误认为社会。这个国家是如何产生的？亚里士多德以为，国家同有机物一样是逐渐生长而成的。原来人为了生殖繁衍，实行了男女结合，而后人为了生活，又不能不有工具，（包括会说话的工具奴隶），于是在有了男女主仆关系之后，家庭建立，从多家庭组成一个家族。但是人类，不是单纯的动物，不单以生存为目的。人类生活与动物根本不同，是要完成自己的道德，实现道德的生活，为达到这一目的，各家族联合起来，于是城邦国家形成，所以城邦是出于自然演化。而人类自己是趋于城邦生活的动物（即政治的动物）亚里士多德在叙述完国家的产生之后，接着又对国家这个普遍至善的实体的最理想存在方式作了规定。他认为国家首先要有法，法是一个国家的正义，就要造成贫富的悬殊，就要导致内乱和政变。为了建立和执行这些原则，只有选择一个中产阶级的执政的民主政体，才是最好的、最理想的国家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