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哲学之：制度和技术谁是关键要素

经济哲学之：制度和技术谁是关键要素

长期来，存在着制度决定论和技术决定论的分岐，这两种决定论当然都是片面的，但代表了两种思想的趋向。在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看来，制度是社会上层建筑。它是由生产力和经济基础决定的，加上人们往往崇拜科技（马克思的技术乐观主义，五四运动以来的科学观，西方现代的精神危机），相对的忽视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民族问题、宗教问题、世界经济的不平衡发展问题），忽视制度建设。就产生了技术决定论的思维方式。人们常常把制度的问题错误地当成技术问题，认为技术问题是解决社会问题关键。他们忽视了制度作为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忽视了许多问题，看起来是技术和工具的问题，实际上是人的问题（比如环境污染，是产业的结构不合理、地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等原因形成的路径锁入效应）。从人与人的关系上入手解决问题，可以避免技术决定论。制度虽然不是万能的，但它是维护交往的必要手段。

大多数经济史学家宣称技术变革是西方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欧洲经济的历史是围绕着工业革命而展开的）也有人认为资本积累、规模经济等是经济增长的原因，但这些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而是它的结果。制度和组织才是经济增长的真正原因。

1、交往理论简介：

马克思：交往关系的概念先于生产关系，比生产关系范围要大。政治经济学着重讨论生产关系，在经济学了也是非常独特的。

哈贝马斯：工具（目的）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工具（目的）理性和交往理性。

2、二者的关系：交往理论可以被看作制度经济学的哲学基础，在哲学上讲，制度是一种交往形式，在经典唯物史观中属于和产关系范畴。

经济学对制度的重视开始于经济人假说的质疑，如果个人行为都是完全理性的，能够自动达到市场的均衡，那么，在某种意义上说，制度就是多余的了，正因为个人的理性是有限的，制度才是必要的。从发生学角度讲，制度就是许多个人行为多次博弈的结果，它是交往行为的产物。这样，从单个的或统一的理性过渡到交往理性，从单一的、抽象的主体性过渡到交互主体性的转变不仅是哲学的转变，也是经济学的转变。交往问题不仅是一个哲学问题，更是一个经济学、政治学、文化学和社会学的问题，如果局限在哲学的圈子里谈交往，我们可能不会充分了解交往的重要意义，从经济学领域内考察交往，才能更好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本性和对哲学范式的变革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