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哲学之：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反叛

理性哲学之：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反叛

“我爱我师，但我更爱真理”，是亚里士多德的名言，也是他对柏拉图理论的发展与反叛。柏拉图还在世时，就预感到自己哲学要遭到否定的厄运。果然在他死后，他的弟子亚里干多德将这预感变成了现实。虽然身为柏拉图的弟子，但亚里士多德却不满意老师抽象的理念论。“我爱我师，但我更爱真理”。沿着这条他自己选定的道路走下去，亚里干多德终于否定、批判了柏拉图哲学中的片面性。他批判柏拉图道：“说实体和那些以它为实体的东西会彼此对立，这似乎也是不可能的。理念既然是事物的实体，怎么能够独立存在呢？”因此在批判了柏拉图的基础上，亚里士多德建立起了自己的哲学体系和社会历史观。

一、亚里士多德本体论上的反叛

亚里士多德认为，只有具体性的事物才是真正的实体性的存在（亚叫第一实体）而这个具体事物本身就包括着理念、共相（亚叫第二实体），理念、共相不能脱离具体事物，否则它就不是个实体性的存在。如黑格尔所说：“亚里士多德用业反对柏拉图的理念的理由很多，他发现这个原理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亚里士多德也提出了共相、目的、但主要还是个体化的原理。）在柏拉图的理念里面，不能找到活地动性，现实性；说现实的东西‘分有’理念，只是一句空洞的话，一种诗的比喻。有多少事物，就有多少规定性”。亚里士多德确实看到了普遍离不开特殊而存在。这是他思想中的辩正法所在。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任何事物都是由质料和形式组成的。质料是组成具体事物的物质成份、因素。而形式则是指其所包含的“共相”、“理念”。事实上，在唯物辩证法一任何事物都是一个特殊现普遍的统一体，这种统一是事物内部自身的一种客观存在。而亚里士多德，却把事物自身所包含的这种普遍给予外在，主观化了，使其成为“理念”、“共相”。不仅如此，他还片面夸大了形式的作用。亚里士多德说：“与其说质料是‘自然’，不如说形式才是‘自然’ ……”。而“自然乃以它为基本属性的东西之所以被推动或处于静止”。在这里，亚里士多德把形式看成是万事万物发展变化的动力源泉，并最后又把这一形式看成是万事万物发展变化的动力源泉，并最后又把这一形式看成是精神的“理念”、“共相”，这种在事物之外寻找精神动力的结果，最终导致出一个不动的推动者——上帝。

二、亚里士多德认识论上的反叛

亚里士多德的社会历史观，就是以他上述这种形而上学力基础而建立起来的，亚里士多德没有专门、全面、系统地阐述自己的社会历史观。但从其留下的“政治学”、“伦理学”、“经济学”，即实践哲学中，我们却可以看到他比较系统的社会历史观。

社会是人的社会，人及人的活动是构成社会的最基本因素。亚里士多德从这一观点出发，首先探讨人的本质、本性。由于克服了柏拉图的那种片面、抽象性，看到了共性离不开个性而存在，所以他才讲人不仅是“思维的动物”，而且是“社会的动物”、“政治的动物”。

1、柏拉图认为肉体对于有理性的灵魂是桎梏，要想获得理性就必须摆脱肉体的欲望。只有彻底脱离、了肉体，理性才能实现最终的目的——“至善”。所以在柏拉图那里，物质的肉体与理性的灵魂是绝对对立、分裂着的。

而亚里士多德却把物质肉体与精神灵魂的统一看成是真理，灵魂离开肉体、个人意念便没有“实现自身的工具”，所以，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物质的肉体与理性灵魂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

2、柏拉图认为单个的个人无幸福而言，只有在社会，置身于普遍之中才会获得幸福。他认为国家的任务就是实现这普遍的德性与幸福。整个国家就是按“理念”、“共相”组成的一个完美的有机体，从组成社会的各阶级及他们的活动范围，到这些阶级的精神，品德，无一不是依据“共相”、“理念”建立起来的。人们在这种普遍的“理念”、“共相”之中，只有各守其位，各操其业，各持其德，才会获得至善、幸福。为了上述这些目的，柏拉图极力主张要取消、克服“利己”，“个人自由”，总之，柏拉图的理想国，不是一个现实的社会，究其实质，它只不过是对现实社会片面，抽象化的结果。

亚里士多德恰恰相反，他批判了柏拉图的这种观点，在他看来，“理念”、“共相”、“至善”幸福的实现是与个另、特殊的活动有机的统一在一起的，是一种实践，是理性与非理性（个人的情欲）的统一，离开这种结合，就不会有普遍的“理念”、“共相”的存在。所以亚里士多德一方成强调国家这一普遍本质的重要，它“乃是个人的本质，个人如果离开全体，就正象一个有机体的部他脱离了有机体一样，不能是什么自在自为的东西”。但是一方面，亚里士多德又强调，这一本质是一种实现，是在个体主观活动之中体现的，只有这样的“国家才有那种内在的生存和不可摧毁的普遍性，这种普遍性在其各个部分成为真实，获得了巩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