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哲学中的自然秩序是什么

经济哲学中的自然秩序是什么

经济哲学中的自然秩序是什么？从人类的共同人性出发，亚当·斯密和重农学派强调社会有“自然秩序”一样，他认为人类社会是在受“一只看不见的手”指导。他说：每个人“他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由于他管理产业的方式目的在于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达到最大程度，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这场合，象在其它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为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所以在斯密看来，社会中每个人只从自我出发，志愿追求的是个人利益，但每个为自己打算的人又不能顾及到其它为自己打算的人的利益，从而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相互和共同的利益。所以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不矛盾，相一致。因此，虽然各个人都不断努力为他自己所能支配的资本找到最有利的用途。固然他所考虑的不是社会的利益，而是他自己的利益，但他对自身利益的研究，自然或毋宁说必然会引导它选定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

所以，从斯密这一理论中，我们发现他肯定了人类社会中，特别是经济活动的领域，尽管每个人都按本性，从主观上在为个人打算、行动，但客观上却有利和推动了社会利益及发展。而这种动力却不是不依每个人的主观理性为转移的。这只看不见的手“实质上就是支配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它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是客观存在着的东西”。

亚当·斯密从肯定的普遍人性出发，试图用人性去说明社会历史的发展，但这里他却又承认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起作用，显然，他的“人性论”是矛盾的。这支看不见的手究竟是一种什么力量？是人性的力量，还是自然力量?

在回答这一问题时，斯密也是矛盾和无可奈何的。有时，他把这种力量看成是人性一种自发的倾向，他指出：“引出一述许多利益的分工，原不是人类智慧的结果，尽管人类的智慧预见到分工会产生普遍的富欲并想利用它来实现普遍的富欲。它是不以这样广大的效用为目标的一种人性倾向所缓慢而逐渐造成的必然结果。这种倾向就是互通有无、物物交换、互利交易”。难道真的存在着一种不受人的理性制约和支配的人性的“自然倾向”吗？在不能回避这一问题的回答时，斯密无可奈何。事实上又是在逃避的回答：“这种倾向，是不是一种不能进一步分析的人性的固有原素，或者更确切的说，是不是理性和言语能力的必然结果，这不属于我们现在研究的范围”。这样，我们看到，由于受到传统的即“人与动物根本区别在于人的理性”，“人能判断自己行为的后果”。这一人性论思想的左右的影响，亚当·斯密还不敢使人性彻底脱离人的理性。但另一方面，人类社会的发展，特别是人们经济领域的活动确实又受着一种不依人的理性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所支配和制约。於是他又强调“人性”具有不依赖人的理性的一种倾向。尽管他还没有跳不出资产阶级人性论的泥沼，但因他的人性论思想，已经开始注意客观现实，而具有唯物主义因素。

斯密尽管想回避这一棘手的问题，“但是从大门赶出去的幽灵，事实上又从窗户涌了进来”。他的全部经济理论，始终都受着这一矛盾着的出发点的制约，结果是，这一问题恰恰成了他无论如何也回避不了的现实。

但是我们还应看到，亚当·斯密与十八世纪法国的重农学派的区别之处。如上面所说的重农学派的“自然秩序”的思想，是被着封建主义的处衣出世的。即他们认为这一秩序是上帝安排的，人的任务就在于发现这些秩序，并使自己适应这此秩序。而亚当·斯密则对魁奈这一思想进行批判道：魁奈“以为只有在完全自由与完全公平的正确制度下，国家才能繁荣发达起来。他似乎没有考虑到，在国家内，各个人为改善自身境遇自然而然地，不断地所作的努力，就是一种保卫力量，能在许多方面预防并纠正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公平和压抑的政治经济的不良结果”。所以与重农学派不同，斯密则把“自然秩序”看成是一种根据对事物的观察，而在因果联系中加以认识的东西，即看成一种从“个人利己主义”自然而然地、自发地产生出来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