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治到理性哲学的变化—-对基佐哲学的看法

从政治到理性哲学的变化----对基佐哲学的看法

 基佐（1787－1874）是一个政治家，同时也是一个哲学家。他的学说体现了，理性哲学的一些特点。

基佐明确指出：大部分作家历史家和政论家力图用社会的政治制度来说明这个人社会特定的状况，说明它的文明水平或种类。从研究社会本身开始来认识和理解它的政治制度，则会更合理些。制度在成为原因以前是结果，社会在受到制度的影响而开始变化以前创立了制度，不应当根据一个民族的政府形式来判断这个民族的状况，而应当首先研究这个民族的状况，以便判断它的政府应该怎样？可能怎样？米涅、梯也里都与基佐持同样的观点，他们一致认为政治制度在成为原因之前的结果。社会运动取决于占统治地位阶级的利益，而且正是这个运动决定政府的形式。特别是梯也里在批评以往的历史学家时一针见血的指出：“他们恰恰没有给人民群众的任何独创活动留下余地。如果整个民族迁徙了，并且找到了新的居留地，那末，用编年史学家和诗人的话来说，这是某个英雄要想为了显身扬名而建立帝国；如果新的习俗形成了，这是哪位立法者想出来要它形成的。如果形成了一个城市。这是某个王公让它存在的；而人民，公民永远是某个人实现计划的材料。

而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是，乃是真正的国家的历史、民族的历史、公民的历史。而这一历史会同时给我提供行动的榜样，并且引起我们在少数完全占据历史前台的特权人物的危险行中寻找不到的那种兴趣。在我们心理，产生对于象我们一样地生活和感觉的人民群众的命运依恋比产生对于人们向我们叙述仅仅是权贵和工公的命运的依恋要快得多，而单单叙述权贵阳市和王公的命运，我们是得不到有益的教训的。人民群众沿着自由和幸福的道路前进对我们会比征服者的进军更加印象深刻；——而人民群众的不幸比失去统治权的国王的灾难更加触动人心。

历史的活动就是人的活动，然而历史上所有事情的发生，都与个别人物的思想动机、特殊意义。他们或者就把这些人的个别特殊动机、意识当做普遍意识代替人民群众的意愿，或者干脆就用这一个别人物的思想动机否定了人民群众的普遍意识、动机。总之，在他们眼中，人民群众是无足轻重不足挂齿的。而如今复辟时代的历史学家则把目光转移到人民群众身上，力求发现藏在人民群众身上的历史发展变化的动力及根源。这是新开辟出的一条探索人类社会历史发现规律的道路。它给人们提供了与以往社全然不同的一种崭新的思想和方法。这是一个极为重大的结果，值得把它记在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