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哲学也存在复辟吗？

理性哲学也存在复辟吗？

理性哲学也存在复辟吗？当复辟时代历史学家们集中研究社会的阶级斗争，并把利益即财产关系作为斗争的根源时，他们随之回答是什么东西又决定了财产关系？它的起源何在？一个单成分的社会怎样会产生出利益对立的历史过程？梯也里深入研究历史后，曾作出了回答，他叙述说，有一次他为了“充实”自己的观观点，读了几章休谟的著作，那里的观点象道道亮光一样使他惊讶，他合上书，感叹道：“这一切从征服的时期便开始了，这一切又以征服为基础”。于是他立即根据这个新观点，想出了改写英国革命史的计划。然而，当历史家家们仔细研究了征服的历史后，立即都陷入了窘困境地。因为不管例举多少次征服，归根结底会得出一个必然性的结论，即在各民族的社会生活中，有这个未知的因素，他不仅不为征服所制约，而且相反，它倒制约着征服的后果，甚至常常制约着征服本身，正是这个因素是什么？梯也里在自己的“英国被诺曼人征服史”中引用征服者威廉向其左右所说的话：“勇敢战斗，尽一切，假如我们胜利，则我们将大富。我取得行么，你们也取得行么，我获得什么，你们也获得什么，如果我有土地，你们大家亦将有土地”。相反，被征服者一方则说：“不论如何危险，我们应当斗争”，“因为他们不仅想毁灭我们，而且要毁灭我们的后代，他们想夺取我们祖先的土地”。由此可见，征服本身并非目的，在征服的背后，有着某种“经济利益”。所以征服本身只不过是为了谋取现实经刘利益的一种手段、方式、它本身决非一种最终的动机与目的。但是这样一来就出现了一个循环的公式；利益——征服——利益，复辟时代历史学家，在忙了一大阵之后，才发现仍在原地踏步，所以征服并没有解释任何东西。

怎样才能摆脱这一困境?它的出路何在？这时基佐于脆或多或少机智地引用‘人的天性’来摆脱这一困难。他说：对于社会中这些到处都存在着阶级对立的普遍现象。“你越是仔细观察，就越会相信，这些现象一方面，同我们能认识的人本性，另一方面同我们只能预见人性的命运的秘密，都是紧密联系和高度协调的”。

这样，复辟时代的历史学家，在几经兜圈子之后，又回到了十八世纪思想家们的出发点，即用“人性征服欲望”去说明一切事变的最终原因，“把‘人的天性’看做是解决一切法权、道德、政治、经济领域内‘棘手事件’的最高裁判者的观点，十九世纪的著作家完全是从上世纪的启蒙学者那里继承来的”。

所以，我们看到，尽管十九世纪复辟历史学家们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并提出许多有价值的思想。但他们却不能把这些有价值的思想贯彻到底，使它们得到充分发挥，说到底也只不过是“浅尝则止”。

虽然他们看到并充分肯定了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但他们对人民群众作用的观察及看法，还仅仅是停留在现象上，没有把这种作用与具体历史环境、不同的社会条件联系起来，因此不能从根本上说明为什么人民群众对社会发展会有如此巨大的作用。正因为如此，他们简单地把人民群众与个别人物绝对对立起来，没有看到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的一面，在这一问题上，他们只是片面夸大了历史的必然性，而抹煞和忽视了它的偶然性。如果说十八世纪启蒙学者只注意到了“个别天才人物”，那么复辟时代历史学家却单单关注着“人民群众”。二者老都被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所困扰。在他们看来，要末，只承认特殊、个别、不同一般、普遍；要末只要普遍一般，而否认个别、特殊，“是就是，否就否，除此之外都是鬼话”。殊不知他们都走向了极端，形而上学地割裂和抹煞了二者的内在联系；当然更进一步发现人民群众背后的因素，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原因，也就无从谈起了。

虽然他们也看到阶级斗争，并始终重视这一斗争的社会作用，但阶级斗争的根源河在？阶级的对立和斗争是怎样形成的？在这些问题前，他们也是一筹莫展。他们把社会上的阶级对立及斗争产生，仅仅归结为分配不均，并且这一分配不均最后也被他们统统归结为，是由最初“人性＝征服欲”，引起暴力行为所确定的。事实上这种说法的结果，恰恰是抹煞了阶级对立的实质。因此，从经济上和生产过程中深刻地挖掘出阶级的根源和实质，对于只有“人性论”这种工具的复辟时代的历史学家，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他们的理论深深陷入矛盾与困惑之中。

总之，复辟时代的历史学家们，在社会历史观的探讨上，确实是作了一次大胆尝试，这比起十八世纪启蒙思想家来是大大地向前迈进了，但最终的结果是，虽然半径扩大了，但所做的仍是没有离开园心的运动，在本质上他们和十八世纪启蒙思想家一样，都是理性主义的唯心史观。但是我们又必须看到，复辟时代历史学家们的这些思想中，所包含的那些科学的历史观萌芽、因素，却是使人类历史理性脱离旧的圆心的基础，向科学化方向迈进的一种力量。可想而知，随着人类科学的发展，思想进步，这种科学历史观的萌芽、因素不断积累、增加，它最终一定会成为人类彻底摆脱唯心史观——这一旧的圆心的一种巨大的关键性的力量。这一天已经为期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