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立叶哲学与经济哲学是对立的吗

傅立叶哲学与经济哲学是对立的吗

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则更突出地表现出了傅立叶的现实主义。恩格斯指出“傅立叶对现存的社会关系非常尖锐，非常生动和非常明睿的批判”。而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前，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这样透彻的批判，“只有傅立叶一人”。

资产阶级思想家们都极力宣扬资本主义制度的必要胜、优越性和永恒性。傅立叶则针锋相对地指出“应该怀疑文明制度，怀疑它的必要性、它的优越性，以及怀疑它的永久性”。“社会运动反对停滞，而力求进步”。虽然文明制度代替了野蛮制度量个进步，比它们要“好得多”。但从现实中看到的文明制度，看到它到处制造无穷的灾难与不幸时，它已丧失了优越性。因此，在傅立叶看来，任何一种社会制度，都只是人类历史过程中的一个短暂的阶段，不存在永恒不变的社会制度。

不仅在论及资本主义制度的命运时，傅立叶表现出了天才的辩证法思想，更为深刻和富有现实主义光彩的是他对资本主义社会两大对立阶级的阐述。“文明制度的机构在一切方面都只是巧妙地掠夺穷人和使富人发财致富的组织”。在文明制度下，富人们都勾结在一起，来掠夺的穷人。他还进一步把文明制度下两大对立的阶级称作是“工厂主阶级”和“一无所有的阶级”。与圣西门不同，他不承认“工厂主”阶级是劳动阶级。尽管“工厂主阶级”差不多只作些“领导工作和监督工作”，但这并不是生产。而只有“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才是肩负着全部劳动重荷的阶级。因此，傅立叶指出，在文明制度延续时期“人民全体都是富人的奴隶”。

同时，傅立叶还有一个更为深刻的发现，即指出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必然性。1825年资本主义第一次经济危机爆发时，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都极力否认有这种普遍危机出现时，傅立叶却写道，这场危机突然到来，它的原因何在呢？“它是由于商业的两个特定：受物资过多的压力，遭破产的迎头痛击的复杂作用而产生的”。这是一场“生产过剩的危机”。丰足造成了萧条，过剩成了贫困和匮乏的源泉。傅立叶的功绩是第一次正确地看到了是生产过剩引起的危机，中肯地说明了一切危机的实质。

不仅如此，傅立叶还深入到实际中，特别是通过观察资产阶级在生产过程中对工人残酷剥削的事实，用大量经济事实抨击和讽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黑暗与腐朽。为此，傅立叶又进一步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资产阶级思想家美化资本主义制度理论与说教，他指出：“契约不能给穷人以起码的生活资料，不能给穷人以劳动的机会”。“天赋人权”变成一句空话，“博爱”只不过是夺娶两百万条人命的工具。“哲学家们在他们的第一次实验——法国革命中，证明了自己的破产”。总之，“傅立叶就资产阶级所说的话，就他们在革命前的狂热的预言者和革命后的被收买的奉承者所说的话，抓住了他们”。“他指出和最响亮的词句相适应的到处都是最可怜的现实，他辛辣地嘲讽这种词句的无可挽救的破产”。“傅立叶不仅是批评家”，“而且是自古以来最伟大的讽刺之一”。在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批判之后，傅立叶指出，社会运动的规律将使和谐制度最终代替文明制度。而和谐制度才是最理想的社会制度。但傅立叶认为进入这一制度之前，还必须经历两相过渡阶段：保障与协作制度阶段。然而，保障、协作与和谐制度三者在经济上有一个共同的经济特征，即他们都是“协作的、诚意的、诱人的生产”，同“分散的、欺诈的，令人厌恶的生产”是完全对立的。并且，还有一个共同的纽带将三者有机地地联系在一起，这便是“协作”。

傅立叶把迄今为止的人类社会划分为蒙昧、宗法、野蛮、文明四个阶段，尽管其中共有许多不科学的东西，但不容忽视的是这种划分却有许多合理之处。这一合理之处，在半个世纪之后摩尔根的著作中得到了光辉的验证。摩尔根在自己的“古代社会中”把人类的社会历史划分为蒙昧、野蛮和文明三个时代。他们的划分是那么相近、吻合以及对文明制度的批判又那么类似，所有这些都无可雄辩地说明了早在半个世纪前傅立叶这些思想的天才光芒。所以恩格斯说“傅立叶最伟大的地方是表现在他对社会历史看法上。他把社会历史到目前为止的全部历程分为两个发展阶段，蒙昧、宗法、野蛮和文明。最后一个阶段就相当于现在所谓的资产阶级社会，即从十六世纪发展起来的社会制度”。总而言之，傅立叶的初会历史观，尽管笼罩着一层神秘主义光环，但究竟内容，从他对社会发展进程的分析描述，到抨击揭露黑暗的资本义现实，都会发现许多唯物史观的因素萌芽和合理的辩证法思想。所有这些，无疑都对马、恩创立唯物史观产生过重要的作用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