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康德哲学中人的反诘

对康德哲学中人的反诘

康德在《纯理性批判》中，曾提出“我能知道什么”？“我应做什么”？“我该希望什么”？的第四个问题。康德的三个批判，是致力于解决前三个问题。而第四个问题，康德认为必须由人类学来回答。然而，前三个问题归根结底都与第四个问题有关，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康德的哲学就是人类学。也“有人说，康德的历史观点是第四个批判。但康德本人没有不可能有这第四个批判，因为这个批判必须是康熙德全部哲学的扬弃和二元论矛盾的解决”。尽管如此，康德还是比较系统阐发了他的社会历史观。正是在这里，康德把自己哲学中所包含的矛盾，又以空前尖锐的形式提了出来：必须寻找和确定作为“创造者”的人的本体，必须研究人的历史，必须考察人与社会、人与历史的关系。总之虽然康德没有建立起他的第四个“历史理性的批判”，因为要扬弃和解决自身哲学矛盾，康德本人是做不到的；但正是康德本人，在他的社会历史观中，蕴含了解决这一问题的潜在萌芽。

“人是目的”，康德的目的论哲学，正是以此为其特征的。苏联的古留加在其所著《康德传》中，说出了这样一个事实：“1784年2月11日《哥达学报》新消息内报道说，哥尼斯堡宫廷牧师舒尔茨正在从事《纯粹理性批判》的通俗解释工作，继而刊登了下面一段文字：“康德教授先生特别喜爱的思想是：人类的终极目的就是达到最完美的国家制度，而且他希望有那么一个哲学地思维的历史学家能够尝试从这个角度描述人类历史，并指明人类在各个时期向这个终极目的接近到了什么程度或离开这个目的有多远以及应当为达此目的而做什么。所以，这一间讯不是无意出现的，正如古留加所指出的，它说出了康德的新的兴趣、新的想法”。而十分巧合的确，这时德国哲学家赫德尔的《人类历史哲学的概念》一书出版了，有趣的是英国的科林武德在自己的《历史的观念》一书中，曾对赫德尔的思想与康德的社会历史观作了比较，认为二者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而这一相似之处，恰恰是表现在目的论方面。倔说：“赫德尔总的自然观是坦率地目的论阶段的。并没有什么东西自身就是目的。但到了人类，这个过程就达到了顶峰，因为人的本身就是目的：人在他的理性的和道德的生活中，证明了他自身的存在是正当的。既然自然创造人的目的就是要创造一种理性的生命，人性就作为一种精神力量的体系而在不断发展着其自身，而它的充分发展则有待于未来”。“康德显然在这部书一问世就读过它了；……但这部书确实刺激了他自己去思考它所提出的问题，并且写出他自己的一篇论文，这篇论文成为他有关历史哲学的主要著作”。除这往篇《从世界公民角度看的普遍历史观念》论文之外，康德的《实用人类学》、《实践理性批判》、《批判力的批判》等著作，也都反映了他的社会历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