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不出传统哲学的评论：谢林哲学最后的辩解

逃不出传统哲学的评论：谢林哲学最后的辩解

谢林继康德和弗希和持之后，构置起了一个庞大的哲学体系。他的哲学克服了康德哲学的那种温情的折衷主义，要找破了弗希特自我与非我的狭小圈子，而是利用灌输进矛盾的“绝对”精神统一了自然、社会与人类精神。社会历史观成为谢林哲学体系中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一个环节。他把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看成是有意识的理智的实践活动，（即“绝对”精神发展的一个阶段、环节），把历史哲学说成是他先验哲学构成的知识。无疑，谢林的社会历史观究其实质是客观唯心史观，但是把自然与社会联系起来加以系统考察，并把二者看成是受同一规律约和支配的统一体，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极为合理的思想。谢林从这一观点出发，肯定了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是一个由低级一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进步上升的过程。谢林指出“历史的概念包含着无限进步的概念，而这个目标的最后到达，既不能由迄今为止的经验推知，也不能由理论证明，而仅仅是积极进取，从事创造的人们的一个永恒信条”。“正是这个前提，会使人们要求取到权利，会使人们有不计后果的勇气，义不容辞和热情鼓舞地行动起来。因为如果没有任何牺牲精神，如果不相信人类会不断进步，这种完全建立在自由之上的信念究竟怎么可能呢”？谢林认为人类的历史是“绝对”这一精神实体有意识、自由活动的历史，是真正的自然历史。自然界仿佛自由地从事自己的创造活动，不断地偏离开唯一的原始开端，逐渐产生了自己的全部多样性，“在多样性产生的过程中，我们虽然会看出自然界是自由的，却不会因此看出自然界也受一种自然规律的支配”，“它一种以自由为目的的自然规律”。谢林不仅肯定了历史是个进步过程而阐发了历史发展的辩证法。

长期以来，一些思想家们一直是把历史看成是一大堆偶然事件的堆积，而对这堆杂乱无章的偶然事件，他们茫然不知所措，因而陷入非决定论的泥沼，而另一些思想家们却武断地从决定论出发，硬要把历史说成是必然规律性的历史，在他们的视野里，个人意识及作用却任人可偶然性均被排除在处。面对这两种形而上学的历史观，谢林指出“一系列绝对没有规律的事件，与一系列绝对合乎规律的事件一样，都不配称为历史”。“历史既不能与绝对合乎规律性相容，也不能与绝对的自由相容，而仅仅存在于这样一种地方，在这种地方，唯一的理想实现于无穷多的偏离活动中，结果个别历史事件虽然不符合这个理想，但全部历史事件都符合这个理想”。所以，历史是“不可听任纯粹偶然性的摆布”，“在纯粹的历史概念”？那么必然与偶然这对范畴在历史中是如何展开、变换和实现的呢？谢林认为是通过人的活动。个人与族类（即整个人类）的活地活动恰好体现着历史偶然性与必然性的概念。谢林指出：“个体正因为是个体……还需要有传统和继承”。所以，谢林在这里把人类历史了解为一个统一的整体过程，而这一草一木过程的规律与必然性恰恰是通过整个人类的意识活动体现的，其中每个个体的意识、活动又是这一整个链条中不可缺少的承前启后的一环。每个环节都体现着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间断与连续性的统一。他进一步指出：“由于所有现存的事物对于任何人也只有通过他的意识才能建立起来”，“这种特定的个性是以具有一定文化特点、文化进步等等的这个特定的进代为前提的，而这样一个时代如果没有过去的全部历史，便是不可能有的”。总之，“任何个人的意识破确实只是建立起了迄今仍有影响的业迹，百这也正是过去在历史上存在过、现在又包含到历史里的唯一的东西”。

不仅如此，谢林还从另外的角度即历史活动中自由与规律的统一，进一步深化了偶然与必然的关系。他指出：“我们从一个完全不于纯粹历史概念的方面出发，业已作为必然东西推演出来的，正是自由和规律性在行动中的这种统一”。“历史的主要特点在于它表现了自由与必然性的统一”。“历史的主要特点在于它表现了自由与必然性的统一”。在谢林看来，每个人都在按个人意志自由行动，但“自由应该是必然、必然应该是自由”，“在自由中应该又包含必然”。这种包含不是作为一种肯定的因素，而是作为一种否定的东西，与个人自由对抗着，而这种对抗矛盾才是实现真正、普遍自由的前提。所以谢林指出：“实现自由所必要的一个前提是：人虽然在行动本身是自由的，但在其行动的最后结局方面却取决于一种必然性，这种必然性凌驾于人之上，甚至操纵着人的自由表演。”所以这种隐蔽的必然性对人类自由的干预正是“人的创造和行动的前提”。但是在行动中“我不打算产生的东西，就象客观世界一样产生了；通过我的自由行动，的确也应该经我产生某种客观的东西，即第二种自然界法律制度”。然而，“通过自由的行动，决不能给我产生任何客观的东西，因为一功客观的东西本身都是无意识的产生的”。这样一来，我们便看到正是这种“无意识活动与有意识活动相对峙”，才产生出这种第三客观的东西。既然隐蔽的必然、。规律性，作为一种否定性因素包含在个人的自由行动之中，从而创造着人类的历史，那么这种必然、规律性是什么“谢林在探讨这一问题时，更深刻地指出：“如果我们看到的自由行动在客观方面，或就其本身来看不是一种直观。便不可能有那种规律性”。然而这一必然、规律性“并不是个人的行动，而是整个类族的行动。应该给我们产生的第二种客观事物，只有通过类族的和行动。应该给我我们产生的第二种客观事物，则不过是一系列自由行动。所以历史中的客观事物虽然是一种直观，但不是个人的直观，因为在历史中的客观事物虽然是一种直观，但因此历史中的直观者或客观事物对整个族类必定是一个统一体”。所以，谢林认为这一规律对整个族类必定是一个统一体。所以，谢林认为这一规律和必然性，是通过人的个体活动而显现在整个人类的历史事业中。

但是在个人自由中包含睥必然、规律是与自身对抗着的，只有使这种对抗、矛盾解决，才能创造出历史，才能真正达到实现普遍的自由。那么促使定矛盾解决的力量，活跃在整个人类背后的动力又是什么呢？谢林在进一步说明这一问题时，又回到了他的“绝对”（精神）出发点。他认为“人们不管怎么做作，不管怎么任意放肆，都会不顾他们的意志，甚至违背他们的意志，而为他们看不到的必然性所控制”。所以，我们看到，谢林的社会历史观仍然遵循着他整个哲学的出发点和进程，最终实现了绝对的自我综合，从而完成了他的庞大的唯心的综合本身的绝对，“它决不会是知识的对象，而只是行动中永远假定的、即信仰的对象”。是决定着必然性的即“天意”或“上帝”这样，谢林在社会历史观上找到了自己哲学的最后归宿，由客观唯心论而走向了神学目的论和宿命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