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哲学法则与中国经济改革

经济哲学法则与中国经济改革

中国经济的发展让世界为之感叹，我们的祖国正在强大起来。所有的经济活动都要遵守经济哲学的法则，中国的经济也不例外。

我国自1978年经济改革以来，每年经济增长率持续接近10%，现在人均GDP是30年前的12倍，被称为“中国奇迹”或“中国之迷”。但是，我们应该看到我国经济的另一方面，我国总体基尼系数于2008年达到0.47，更让人头疼的是，我国的城镇居民实际人均收入是农村的五倍，城乡差距之大为世界之最。雷默试图将中国奇迹归因于其非常规的经济政策，即混合所有制、模糊产权及政府大力干预的综合，就是所谓的“北京共识”。

我国改革正处于一个关键阶段，就是改革的目标与其实际效果问题之争。马立诚将改革开放三十年按照历史阶段归为四大争论：“两个凡是”还是改革开放？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私人经济是祸水还是活水？中国改革搞错了吗？ 第三次争论实际意义不是很大，因为它能够通过应用第二次争论结果轻而易举解决。第一次争论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第二次争论与第一次争论一脉相承，认识到计划和市场都只是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第四次争论实际上是关于改革效果的争论。所以，实际上只有三次争论，都是关于目标与手段的关系之争。

邓小平的哲学是典型的实效主义。邓小平哲学的核心是著名的“猫论”：“不管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邓小平的“猫论”实际上说了三个问题：目标是“捉老鼠”，手段有黑猫和白猫，捉到老鼠是判断是否好猫的实效标准。从“猫论”可以抽象出：目标、手段和实效标准。目标和手段都是变量，核心是目标的有效实现，即实效。实际上，不同人的目标可以不同、不同国家的目标也可以不同，同一个国家不同时期也可以不同；手段是完全开放的，没有先入之见，最终的判断都是以手段对于目标的有效实现即实效为标准的。

邓小平的“猫论”来自于农村，是农村实用猫，因为农民买猫就是为了捉老鼠。对于城里人来说，“猫论”可以改为“不管外国猫中国猫，好看听话就是好猫”。这是因为，城里人买猫一般不是为了捉老鼠，而是作为宠物。对于新农村中的农民来说，或许买猫既要捉老鼠，还要好看听话。目标不同，手段不同，但判断标准都是实效：手段能否有效实现目标。有些人批评“猫论”在经济上的唯利是图和不择手段，认为“猫论”是实用主义哲学，是不择手段，带来的是整个社会的唯利是图，因为他们盯着目标“老鼠”，而又庸俗地把老鼠理解为金钱或者GDP等物质目标，把手段对目标的实现理解为“不择手段”。仅仅讲一句话的“猫论”确实容易产生这样的误解。我们把两句话放在一起形成“实效主义新猫论”：“农村实用猫”:不管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城市宠物猫”:不管外国猫中国猫，好看听话就是好猫。“实效主义新猫论”的实质是理性目标的有效实现，是用最优手段实现目标。

邓小平所说的“捉老鼠”就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具体有效的制度设计有几条。首先，发展是硬道理，稳定压倒一切。威权如果用来发展经济是非常快的，前苏联曾经是一个超级企业，经济发展的曾经辉煌可以证明。用邓小平的话说就是“齐心协力干大事”，只是不同社会主义国家选择的大事不同而已，因为我们都跟着领袖往一个正确的方向跑，肯定跑得快。民主国家总是拉拉扯扯，你说往左，他说往右，速度可想而知。其次，计划与市场都是手段。计划模式与市场模式之争一直困扰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邓小平将社会主义变成一个目标，而不是具体的制度，从而彻底解决了这个问题。从制度经济学角度看，计划与市场同为手段时经济发展最快。从管理成本和交易成本的此消彼长关系得出的结论应该是：该市场的给市场，该计划的要计划。第三，弹性双轨制。从1984年开始的价格改革启动双轨制：一种物资两种价格，市场价高于计划价，分配比例逐步缩小，市场份额逐步扩大，双轨制由此成为价格改革主导思想。后来中国的很多经济改革都是走“双轨制”道路，所有改革几乎都从试点起步，再一步步推广，特别是在内地不开放的情况下，试办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等等。双轨制本身没有问题，因为确实我们应该根据不同的情况选择不同的制度，但我国的双轨制是弹性的，两轨可以交易。价格双轨制催生了我国第一批暴富者，比如官商结合、倒卖物资，不断将计划内物资倒到计划外。我们可以从弹性双轨制中找到两极分化、贫富扩大、权力腐败的源头。第四，强者产权界定模式与强者保护模式。我国的法律和政策都是粗线条的，权利界定不清晰，此时就有不清不楚的中间地带，这部分财富实际上被强者所攫取，我国的强者有：权力大、拳头硬、智商高、资本雄厚、俊男靓女、脸皮厚的，等等。更可怕的是强强联合：红黑结合，官商勾结，官学不分。这是导致社会分配严重不公的重要原因。卡拉布雷西认为，法律不提供具体保护的产权仍然是“强权即正确”。 我国很多法律所规定的权利没有具体的保护措施。即使有保护，在法院实践中，也更多是偏向于强者。劳动合同法出台之前，法院和政府保护的一般都是老板的利益。第五，包产到X。一般民主国家的政府仅仅提供公共产品，但在我国，政府的经济功能非常强，政府成为经济的管理者和参与者，也就是既做裁判又当球员。张五常认为县政府就是一个庞大的购物市场。 实际上，不仅仅是县级，而且省级、市级、乡级、村级以及同一届政府的不同部门都是一种包产到X（省部、市县、乡镇）的利益分成的经济体，他们之间激烈竞争。一方面，这种竞争模式避免了市场经济国家的个人与个人、企业与企业之间竞争的弊端，但同时也大大赋予了政府官员攫取公共资源和腐化堕落的机会，产生官商结合模式，可能导致权贵资本主义。

上述五大制度使得中国经济快速且不平衡地发展，即实现了邓小平“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为什么人们在争论“中国改革搞错了吗？”该争论与我国改革目标相关，如果按照“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判断，中国改革绝对正确，但问题在于，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以“消除两极分化”和“共同富裕”为标准，我国改革是失败的。毫无疑问，两极分化比共同贫穷要进步得多，但是中国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传统，所以就有“中国改革错了吗？”的质疑。邓小平的改革思路是自二十世纪末开始制度转型，即开始朝向“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我们下一步的改革仍然要遵循实效主义改革哲学，只是目标不同，手段自然不同。下一个阶段的经济发展应该倡导科学发展实效观，通过具体的制度设计有效实现科学发展，追求“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如果说，“北京共识”中的这些制度确实能够实现“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我们也要警惕将过去三十年的成功经验模式化，作为我国未来的改革，因为目标不同，手段一般也不相同。 下一个时代的目标是更好地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自然手段也不相同。我们确实不要被各种所有制所羁绊，可以采取多种所有制，但不是混合所有制，而是明晰的多种所有制。需要的是刚性的法治，而不是模糊产权。政府应该与经济保持一定距离，不是政府大力干预经济，而是通过法律刚性法律规范市场经济。

中国经济是发展的很好了，但是要看到：现在中国的贫富差距正在拉大，经济分配有欠公平。所以中国的经济就要按照经济哲学的法则来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