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与时间之存在问题在存在论上的优先地位

存在问题在存在论上的优先地位

以上我们循环问题之为问题的形式结构为线索，描述出了存在问题的特征，这样，我们就弄清楚了：存在问题是一个独特的问题，要清理出存在问题乃至解决存在问题，我们需要进行一系列基本的考察。但只有对存在问题的作用、意图与起因加以充分界说之后，存在问题的与众不同之处才会呈现出来。

到现在为止，我们是这样说明重提存在问题的必要性的——首先因为这个问题源远流长，但尤其是因为它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甚而至于根本还没有一种令人满意的提法。但人们满可以要南求了解：这个问题有什么用？它是否始终只是或根本只可能是对最普遍的普遍性所作的一种虚无缥缈的思辨？——抑或它是最富愿则性的又是最具体的问题？

存在总是某种的存在。存在者全体可以按照其种种不同的存在畿域分解为界定为一些特定的事质领域。这些事质领域，诸如历史、自然、空间、生命。些在。语言之类，又可以相应地专题化为某些科学探索的对象。科学研究简单粗糙地把这些事质子领域划分开来并开始加以固定。藉事质领域的基本结构清理出这个领域，这件事情已经先于科学工作而由对存在畿域来划分的。这样生长出来的“基本概念”始终是开始具体开展事质领域的指导线索。虽说[科学]研究始终侧重于这种实证性，但研究所取得的进步却主要不靠收集实证研究的结果，把这些结果堆积到“手册”里面，而主要靠对各个领域的基本建构提出疑问，这些疑问往往是以反其道而行之的方式从那种关于事质的日积月累的熟知中脱颖而出。

真正的科学“却动”是通过修正基本概念的方式发生的，这种修正或多或少是根本性的，而且对它自己并不十分清楚。一门科学在何种程度上能够承受其基本概念的危机，这一点规定着这门科学的水平。在科学发生这些内在危机的时候，实证探索的发问同问题所及的事质本身的关系发生动摇。当今，在各种不同学科中都有一种倾向醒觉起来，要把研究工作行色移置到新基础之上。

貌似最严格构造得最稳固的科学，即数学，陷入了“基础”危机。如何赢得和保证那种本源的方式，借以通达应当成为这门科学的对象的东西——围线着这一问题展开了形式主义与直观主义之争。物理学中则有一种倾向，要把自然本身固有的联系如其“自在”的那样提供出来；相对论就生于这种倾向。相对论是为通达自然本身的道路提拱条件的理论，所以它试图把一切都规定为相对性，借以保全运动规律的不变性；这样一来，它就和它固有的研究领域的结构问题，和蔼可亲物质问题冲撞起来。在生物学中，对机体和生命曾有过机械论的与活力论的种种规定，现在则有一种倾向醒觉起来，要反过头来深入到这种种规定之后进行追问，要重新规定生命体之为生命体的存在方式。在具有历史学性质的人学科学中，透过承传下来的东西、透过这些东西的表现方式及传统而直趋历史现实本身的倾向日益强烈；文献史应当成为问题史。神学则正尝试着更源始地解释人向上帝的存在，这种解释是借信仰本身的意义先行描绘出来的，并且依然留在信仰的意义之内。神学又慢慢地重新领会到路德的见地——神学教条的系统栖止于基础本身并不主要生自某种信仰问题，实则，信仰问题的概念方式对神学问题不仅不够用，而且还遮盖了它、瓦解了它。

一门科学的所有专题对象都以事质领域为其基础，而基本概念就是这一事质领域借以事先得到领会（这一领会引导着一切实证探索）的那些规定。所以，只有相应地先行对事质领域本身作一番透彻研究，这些基本概念才能真正获得证明和“根据”。但只要任何一个这样的领域都应该从存在者本身的域赢得，那么，创建基本概念的先行研究无非就意味着：按存在者的基本存在建构来解释存在者。这种研究必须跑在实证科学前头；它也能够做到这一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工作为此提拱了证据。这样为科学奠定基础的工作原则上有别于跛足随行的“逻辑”。“逻辑”不过是按照一门科学的偶然状况来探索这门科学的“方法”而已。奠定基础的工作是生产性的逻辑，其意义是：它仿佛先行跳进某一存在的畿域，率先展开这一畿域的存在结构，把赢获的结构交给诸门实证科学，使实证科学能够把这些结构作为透彻明晰的对发问的提示加以利用。于是，举例来说，从哲学上讲首要的事性就不是构造历史学概念的理论；首要的事情倒是阐释历史上本真的存在者的历史性。同样，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的积极成果也在于着手清理出一般地属于自然的东西，而不在于一种知识“理论”。他的先验逻辑是关于自然这一生存的在领域的先天的事质逻辑。

然而，这样的发问，亦即不偏依任何一种存在论流派及其倾向的最广意义上的存在论，其本身还需要指导线索。与实证科学的存在者层次上的发问相比，存在论睥发问要更加源始。但若存在论在研究存在者的存在的一般意义不经讨论，那么存在论发问本身就还是幼稚而浑噩的。存在论的任务在于非演绎地构造各种可能方式的存在谱系，而这一存在论的任务恰恰须对“我们用‘存在’这个词究竟意指什么”先行有所领会。

所以存在问题的目标不仅在于保障一种使科学成为可能的先天条件（科学对存在者之为如此这般的存在者进行考察，于是科学一向已经活动在某种存在之领会中），而且也在于保障那使先于任何研究存在者的科学且奠定这种科学的基础的存在论本身成为可能的条件。任何存在论，如果它不曾首先充分澄清存在的意义并把澄清存在的意义理解为自己的基本任务，那么，无论它具有多么丰富多么紧凑的范畴体系，归根到底它扔然是盲目的，并背离了它最本已的意图。

业经正领会的存在论研究本身予存在问题以存在论上的优先地位，而不止于重新拾起某种可敬的传统或促进某个至今未经透视的问题。但这种实质上的、科学上的优先地位并不是唯一的优先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