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之制度化的标准

第三，组织的遁应性可从职能方面来衡量。一个组织的职能当然可以从无穷尽的方面来给它下定义。(探讨组织功能既是一个十分引人又十分带有局限性的课题。)通常某一组织是为履行某一特定职能而创立的，当这一职能不再需要时，该组织就面临重大危机：它要么去发现新的职能，要么就坐以待毙。一个已适应环境变化并已经历了一次或数次基本职能变化的组织，它的制度化程度比起那些没有经历过这些变化的组织要高出一筹。衡量高度发达的组织的真正尺度是其职能的适应性而非职能的特定性。制度化能使组织免于仅仅充当一个达到某项特定目的的工具。相反，组织的领袖和成员如果珍视组织本身的利益，组织就能撇开它在特定时期所完成的特定职能，开创出自身的生命力。这样，组织就

超越了其功能的束缚。因此，组织和个人在他们适应变革的累积能力上有其显著的差别。个人在从童年到青年的成长过程中，通常对十分特定的职责不作肯定的承诺。承诺的过程始于壮年。当一个人越来越感到自己负有履行某些特定职责的义务时，他就会发现，要改变这些职责和忘却自己业已掌握的对付环境变化的手段，也越来越困难。他已形成自己的个性，已经习惯于“自己的一套”。组织则恰恰相反，它们常常是为了履行某些具体职能而创建的。当组织面临变化的环境时，它若想生存，就必须减弱它对最初职责的承诺。当组织趋于成熟时，它就“不拘泥”于自己的一套。

在实践中，各种组织就其职能适应性而言，彼此之间差异甚大。例如，创立于19世纪中叶的基督教青年会本是一个福音派的组织，旨在劝导那些在工业化初期大量流入城市的单身男性青年皈依宗教。随着对这一职能需求的下降，该组织成功地进行了调整，转化为行使许多“一般性服务”的职能，着眼于人的”修身养性”，这与该会初衷并不相悖。与此同时，该会在吸收会员时，对申请者的教派背景放宽了尺度，原来只收福音派，后来依次放宽到非福音派的新教徒、天主教徒、犹太教徒、老人，到最后连女性也可加入！结果，这个组织一直兴旺发达，尽管其原始职能早已和黑暗中的魔鬼磨坊一起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其它诸如妇女基督教禁酒协会和汤森运动等一类组织，在进行调整以适应变化的环境时，却遇到极大困难．妇女基督教禁酒协会“是一个每下愈况的组织。因为它违背了关于制度化的原理，该组织死抱着老一套的教条，故而未能将自已的组织保留下来。”汤森运动则苦于内部两派相争，一派人希望能维持住该运动的原始职能，另一派人则认为保证组织的生存是当务之急。倘若后一派人能成功，该运动领导人和成员的基本方针就将作如下的转变：“从贯彻该运动(领导人、成员和公众)公认的价值观念转到为了维持该运动的组织现状而不惜牺牲该运动的主要使命。”小儿麻痹症的根除给全国婴儿残疾基金会带来了类似的严重危机。该组织的最初目标，无疑是十分具体的。当这些目标完成之后，该组织应该不应该解散呢?那些为基金会效劳的志愿者们普遍认为，这一组织应继续存在下去。一位城镇分会主席说：“既然我们把民众组织起来便能战胜小儿麻痹症。那么，如果我们照此组织民众，不是其它任何疾病也能被战胜吗?”另一位问道：“治愈了小儿麻痹症，再去征服其它疾病，这样坚持下去不是很

好吗?这将是一种挑战，但也是一项事业啊。”

职能适应性问题对政治组织来说也大同小异。一个政党从代表某些选民转变到代表另一些选民，它便在职能寿命上有所增长；从在野变为当朝，职能寿命上也同样有增长。一个不能改变选民成分或无法获取执政机会的党和一个能做到这两条的党比较起来，其素质显然相形见绌。民族主义政党的职能就是摆脱殖民统治，争取独立，而当完成这一使命并需使自己适应行使统治国家的新职能时，它往往会遇到一场重大危机。它也许会发观这种不同职能的过渡太困难，以至在独立以后，还不得不继续花费很大的精力去和殖民主义作斗争。如此行事的政党和国大党这样的政党相比，前者的素质就不如后者的素质。后者在赢得独立后便放弃其反殖民主义的旗帜，迅速转入对国家的统治。实现工业化一直是苏联共产党的主要职能。工业化既已大体创就，现在检验共产党制度化的主要标志就是看它能否成功地发展出新职能。一个政府机构能成功地适应职能变化，例如18、19世纪英国的君权，比那些不能适应这一变化的政府机构，例如18、19世纪法国的王权，其素质要强。

来自：《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塞缪尔·P·亨延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