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性制度的复杂性

政治性制度的复杂性

一个组织越复杂，其制度化程度就越高。复杂性具有两个含义。其一是，一个组织必须具有数量庞大的下属组织，从上到下，隶属明确，职责不同；其二是这个组织不同类型的下属组织各具高度专门化水平。下属机构数量越大，形式越多，一个组织确保其成员效忠的能力越强。此外，一个有众多目的的组织，在其失去某一目的时，调整自己从而适应新形式的能力．显然较之仅有一个目的的组织的能力要强。多种经营的公司，其风险比只生产单一产品并依赖某一个市场的公司显然要小。在一组织内部，区分下属机构可以依其职能来划线，也可以不以职能划线。如果以职能划线，则下属组织本身的制度化程度就不如整个组织高。这样整个组织的职能变化就很容易从下属机构的权力和作用的变化中反映出来。如果下属机构是多功能的，它们就有更大的机构性力量，但也正因为如此，整个组织的灵活性就很难得到加强。因此，用西格蒙德?诺尔曼的话来说，具有“社会集成”的政党的政治体制和具有“特定代表”的政党的政治体制相比，前者的灵活性比后者的灵活性要差。

在现代化进程中，比较原始和简单的传统政治体制经常被彻底摧毁。相比而言，较复杂的传统政治体制则更能适应新环境的需要。正是由于日本传统政体的相对复杂性，才使它得以进行调整．顺应了当今世界的潮流。1868年以前的两个半世纪里，日本天皇是统而不治，德川幕府大权独揽。其时，政治秩序的稳定并不完全依赖幕府的稳定。故而当幕府的权威衰亡时，另一个传统机构———天皇，便成了日本现代化军阀的工具。幕府的覆灭并未导

致日本政治秩序的崩溃，而是“恢复”了天皇的权威。

完全仰仗某一个人的政治体制是最简单的政治体制。同时，这种体制也是最不稳定的。亚里士多德指出，暴君专制实际上都是“短命的”。而一个拥有若干不同政治机构的政治体制则更能顺应时势。一套机构满足一个时代的需要，而时代的交替则要求机钩的更新。这一体制内部便拥有使自身更新和适应新环境的手段。以美国体制为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总统、参议院、众议院，最高法院和各州政府分别起过不同的作用。每当产生新问题时，这次可能是由某一机构率先起来解决，下次则可能由另一机构率先起来解决。法国第三共和国和第四共和国的做法与此形成了鲜明对照。它们集权于国民议会和国家行政机关。一旦——事买上也的确如此——国民议会四分五裂无力行使权威，而国家行政机关又缺乏权威时，整个体制就无法应付环境的挑战和变化，而在新的政策问题面前一筹莫展。50年代，当国民议会无法处理法兰西帝国解体问题时，没有一个能独挡一面的最高行政机构可以站出来收拾局面。结果，一种超越宪法的势力——军队介入了政治，从而，一个新的机构——戴高乐的总统职位，便应运而生，因为它能够解决这一难题。柏克曾就早期的某次法国危机评论道：“一个无应变手段的国家也就没有保存自己的手段。”

着眼于研究稳定问题的经典政治理论家们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形式简单的政府最易衰败，而“混合的”的政府形式则稳定得多。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也认为，最实用的国家政体是融民主体制和寡头体制为一的政体。亚里士多德争辩道，“一个绝对地、彻头彻尾地基于寡头政治的平等观念或者民主政治的平等观念之上的宪政体制，必属蹩脚的体制。事实雄辩地证明，此类宪法皆朝不保夕。”“一部包含多种因素的宪法要高明得多。”这样的宪法更能防止煽动叛乱和革命。波里比斯和西塞罗将此观点阐述得更加明确。任何一种“好的”的简单政府形式，都有可能沦为其相对形式的变种——君主制沦为极权制，贵族制沦为寡头制，民主制沦为暴民制。只有将所有好形式中的因素结合在一个混合的政府里，才能避免动荡和衰落。稳定来自复杂性。两千年后的柏克发出同样的共鸣：“如果不说它更坏，简单的政府从根本上说起码也是不健全的。”

自主性——从属性  衡量制度化的第三个办法就是看政治组织和政治程序独立于其它社会团体和行为方式而生存的程度。政治范畴和其它范畴之间的界线如何划分?在高度发达的政治体制中，政治组织享有的完整性是那些不发达的政治体制中的政治组织所不具备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们不受其它非政治团体和程序的影响。而在不发达的政治体制中，它们则极易受外界的影响。

在它最具体的层面上，自主性涉及以社会各势力为一方和以政治组织为另一方的关系。就自主性而富，政治制度化意味着并非代表某些特定社会团体利益的政治组织和政治程序的发展。凡充当某一特定社会团体——家庭、宗族、阶级——的工具的政治组织便谈不上自主性和制度化。如果国家果真象传统马克思主义所声称的那样，是“资产阶级的执行委员会”，那么它就不能算是一种名副其实的制度。司法机关的独立表现在它只遵循自己特有的司法规则，表现在它的观念和行为不被其它政治机构和社会团体的观念和行为所左右。同样，衡量政治机构的自主性，要看它是否具有有别于其它机构和社会势力的自身利益和价值。此外，政治机构的自主性也是各社会势力相互竞争的结果，这和司法机关是一样的。例如，一个仅代表某一社会集团利益的政党——无论它代表的是劳工，还是商界或是农民——，它的自主性都不如体现社会各集团利益并将它们集为一体的那个政党强。后一种类型的政党明显地不是为了某些特定的社会势力而存在的。这对立法、行政和官僚体制来说，道理都是一样的。

和政治组织一样，政治程序的自主性程度也是高低不一。高度发达的政治体系具有自己的一套程序，它能将体系内部的暴力成分减至最低限度——如果不是铲草除根的话，并能通过明确规定的途径限制财富的影响。如果政治官员竟能被少数几个军人所推翻或被少量金钱所收买，这种情况下的政治组织和政治程序便毫无自主性可言。用普通的政治术语来说，缺乏自主性的政治组织和政治程序就是腐败的。

易受其社会内部非政治因素影响的政治组织和政治程序，通常也易受来自社会外部因素的影响。这些政治组织和程序容易被其它政治体系的代理人、团伙和意识形态所渗透。因此，发生在某一政治体系里的军事政变会轻易地引发其它不发达政治体系中类似的集团的军事政变。潜伏进几个代理人，偷运进一批武器，即能推翻一个政权，这是有案可稽的。还有些例子表明，外国大使与对政权不满的上校们之间的一番密谈和几千美元的易手，也能推翻一个政权。苏联政府和美国政府也许会花费巨款来贿赂那些易被渗透的政治体系中的高级官员，但他们决无意用这笔钱去影响彼此政治体系中的高级官员。

在所有受社会变革影响的社会里，各种集团纷纷崛起问政。在那些没有自主性的政治体系中，这些集团不经认同现有政治组织或默认现有政治程序就进入了政坛。这些政治组织程序抵挡不了新社会势力的影响。相反，在发达的政治体系中，足以限制和缓解新生集团冲击力的那些机制却能够保护住体系的自主性。这些机制或减缓新集团参政的步伐，或通过政治社会化的进程，迫使新生集团中那些在政治上最激进的成员改变其态度和行为。在制度化程度很高的政体中，只有那些先在非重要职位上得到训练的人才有望按正常渠道获得最重要的领导职位。复杂严密的政治体系设置了各种各样的部门和职位，使从政人士在获取最高官阶之前得到锻炼，从而有助于加强该体系的自主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最高领导层是政治体系的核心；而次要的官职、边际组织以及半政治性组织则形成一个漏斗，意欲进入核心的人必须首先通过它的过滤。这样，政治体系便可在不损害一根毫毛的情况下，同化新的社会势力，吸收新的从政人士。在没有这层防护措施的政治体系中，新人员、新观点、新社会势力在体系核心内相互替换的速度之快，令人眼花缭乱。

内聚力——不团结   一个组织越团结，越具有内聚力，其制度化程度也就越高；相反，组织越不团结，其制度化程度也就越低。当然，某种程度的意见一致是所有社会组织存在的前提。一个有功效的组织对它的职能范围和解决在此范围内出现的争端所应遵循的程序，最起码应当有实质上的一致看法。这种一致性意见必须扩大到能约束整个体系内的活动分子。至于体系中那些不参与者或偶然参与者、边际参与者，则没有必要非持有这种一致性意见不可。至少，他们在实践上通常对这种一致性意见的认同达不到参与者的程度。

从理论上来讲，不具备内聚力的组织可以是有自主性的组织。同样，没有自主性的组织也可以是有内聚力的组织。但实际上两者是紧密相联的。自主性是获得内聚力的手段，使组织形成某种独树一帜的精神和风格。尽管自主性不能杜绝来自内部的破坏因素，但它却能防止外部破坏性势力的渗入。某一组织成员的急骤或大幅度增加，某一政治体系内参政人数的急骤或大幅度增加，都会导致内聚力的削弱。奥斯曼统治机构便是一例。只要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大权被限制在这个统治机构之内，只要意欲挤进该机构的人都须“通过审慎的教育，并且在每一个官阶上都经过严格筛选和专门化培训”，这个帝国便得以保持它的生命力和内聚力。当“帝国内每一个人都想挤进来分享其特权……官员增加，纪律涣散，效率下降时”，这一统治机构便寿终正寝了。

政府和军队一样需要团结、精神、士气和纪律。在战争中，人员、武器和战略固然不可缺少，但是高度的内聚力和严明的纪律可以弥补其中任何一个因素的严重不足。政治亦是如此。尽管创设具有内聚力的政治组织更困难些，但它和缔造一支具有内聚力的军队所需要的因素并无本质上的区别。戴维?拉波波特争辩道：

稳定军心与维系任何一群参与政治的人有很多相似之处——大多数成员为了社会总目标而心甘情愿地克制自己个人的欲望。同党之间必须彼此相互信赖，才有能力去抵御那些危及组织团结的形形色色的诱惑；否则，在社会形势的紧要关头，自谋出路的欲望便会占上风。相互协调与遵守纪律之能力对于战争和政治都是至关重要的。在历史上，对于文治和武功，善其一者，必善其二。一位人类学家说道：“有效的社会组织对和平艺术的关系与对冲突艺术的关系，几乎是绝对的，不论你指的是文明社会还是亚文明社会。战争的胜利依靠协同作战和整齐划一，而两者都需要指挥和纪律。进一步讲，指挥和纪律最终不过是些比它们自身更深刻，更现实的符号而已。”像斯巴达、罗马和英国这样的国家不仅具有为当时人们所钦佩的严明和公正的法律，而且还具有令人羡慕的军队的内聚力和纪律。纪律和发展是携手并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