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中的现代化与政治意识

然而，假如就此下结论认为现实生活中的现代化就是权威的合理化、结构的离异化和参政的扩大化而已，那就错了。殊不知，把政治现代化定义为从传统政体到现代政体的一种运动，抑或把政治现代化定义为社会、经济和文化现代化在政治上的表现和后果，这两种定义之间有着常被人们忽视的基本区别。前者给政治变革在理论上指出了方向，后者则描绘了在实现现代化的国象里实际上发生的政治变革。两者之间的距离常常是很大的。实践中的现代化总是意味着传统政治体制的变革，还常常意味着它的解体，但它却未必就会朝着现代政治体制的方向作显著的运动。不过，带有倾向性的观点认为，只要广泛的社会现代化过程向前推进了，政治变革也就顺理成章地向现代化推进。在程度上，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社会现代化已成事实；都市化进展迅速，文盲慢慢减少；工业化在前进；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缓慢上升；大众媒介的复盖面日益广泛。所有这些都是事实。相比之下，学者们所认定的体现着政治现代化的许多其他目标——民主、安定，结构离异化，成就格局、国家完整等——是否有进展，至少是可疑的。然而人们趋向于认为，由于发生了社会现代化，政治现代化也一定会发生。结果，50年代许多对不发达地区表示同情的西方论著和20到30年代许多对苏联表示同情的西方论著如出一辙，往往把希望看作现实。这些论著充满了只能被冠以“韦伯主义”的东西：把属于一个政治体系之假定最高目标的那些特质误认为是该政治体系在成

长过程中和发挥作用时所表现出来的那些特质。

实际上，在动辄被归入“政治现代化”概念的潮流中，只有部分的潮流确实体现了某些“现代化”领域的特点。对“民主的腐蚀”，军人专制政体和一党政体比比皆是，而竞争和民主连影子也看不到；政变和叛乱屡屡发生，无国泰民安可言；种族冲突内战四起，民族一统和国家建设则无人过问；从殖民统治时代继承下来的行政机构日趋衰朽，独立斗争中形成的政治组织赢弱不堪，分崩离析，体制合理化和分权化几乎是空中楼阁。政治现代化概念中，似乎只有动员和参政这两点才广泛适应于“发展中”的国家。相反，权威合理化、国家完整和机构分权化看起来和现实的缘份太小。

区分现代化国家和传统国家，最重要的标志乃是人民通过大规模的政治组合参与政治并受到政治的影响。在传统的社会里，政治参与在村落范围内可能是广泛的，但在高于村落的任何范围内．它都局限于极少数人。规模巨大的传统社会，也许能够获得相对来说高水平的权威合理化和机构分权化，但同样的政治参与仍然局限于相对来说一小部分贵族和官僚上层人士的范围内。因此，政治现代化最基本的方面就是要使全社会性的社团得以参政，并且还需形成诸如政党一类的政治机构来组织这种参政，以便使人民参政能超越村落和城镇范围。

社会和经济现代化对政治和政治制度的破坏性影响有许多种形式。社会和经济变革必然分裂传统的社会和政治团体并破坏对传统权威的忠诚。村落原有的世俗和宗教领袖受到新的公职人员和学校教师这祥一些精英分子的挑战，这些人代表远在首都的中央政府的权威，他们有技能、门路和雄心，这些都是传统的村落或部落领袖们所不能与之匹敌的。在许多传统社会里，最重要的社会单位就是老式的大家庭，它本身就常常足以构成一个小小的文明社会，履行着政治、经济、福利、安全、宗教和其它方面的社会职能。但是，在现代化的冲击下，大家庭开始解体，它被所谓核心家庭所取代。这种家庭太小，太孤立，太软弱以致不能履行上述这些职能。小的社会组织形式取代了大的社会组织形式，互不信任和敌对的趋势——个人对全体的战争——就加剧了。班菲尔德在意大利南部发现的非道德家族结构，不是传统社会的典型，而是落后社会的典型；在现代化第一阶段的冲击下，这种落后社会里基于大家庭之上的传统机构已经解体。因此，现代化免不了带来异化、沉沦颓废和无常等一类新旧价值观念冲突造成的消极面。在新的技能、动力和才智能在社会上站住脚并创立新的社会组合之前，新的价值观往往会破坏社交和权威的旧基础。

传统制度的解体可能会导致社会心理上的涣散和沉沦颓废，而这种涣散和沉沦颓废又反过来形成对新的认同和忠诚的要求。它可能和传统社会中潜在的或实际的集团重新认同，或者和在现代化过程中演变出来的某一套新玩艺或新团体挂起勾来。马克思认为，工业化首先在资产阶级中产生阶级意识，然后才在无产阶级中产生这种意识。他的着眼点仅在一个非常广泛的现象中的某一个次要的侧面。工业化是现代化的一个方面，而现代化不仅引起阶级意识，而且还引起所有新型集体的意识，如部落意识、区域意识、种族意识、宗教意识以及种姓意识和阶层意识、行业意识和社团意识。现代化意味着所有集团——新的和旧的、传统的和现代的——在它们与其它组织发生关系时都意识到自身是作为组织存在的，意识到各自的利益和要求。的确，现代化最惊人的现象之一，就是它能够在许多社会势力中间引起日益增长的意识、内聚力、组织和行动，而这些社会势力在传统社会里只是些相当低级的意识原生体或组织。现代化早期阶段的标志是常常有宗教原教旨主义运动的出现，例如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锡兰、缅甸和越南的佛教运动。这些运动把现代化的组织方法．传统宗教价值观念和广大民众的呼声结合在一起。

同样，在大部分非洲地区部落意识对传统的乡村生活来说几乎鲜为人知。部落意识是传统社会受到现代化和西方影响的产物。例如在尼日利亚南部，约鲁巴人的部落意识只是在19世纪才形成的，连约鲁巴这个词也是英国国教传教士首次使用的。霍奇金写道：“大家都承认，‘做个尼日利亚人’的说法是一种新观念，但是‘做个约鲁巴人’这个说法也似乎老不到那儿去”。同样，甚至在本世纪50年代，一位伊波族领袖B·O·N·埃卢瓦还能够跑遍伊波族人居住的地区，试图使该部落的人相信，他们是伊波人。但是他说，村民们“简直难以想像所有的伊波人是属于一个部落。”不过，经过埃卢瓦和其它伊波领袖的努力，“伊波人”一词总算有了些概念。对部落的忠诚“从许多方面来看是对现代化的反映，而且恰恰是殖民统治带给非洲的各种变革势力的产物。”

一个传统的社会可能具有许多潜在的认同和结社的渠道。其中有些渠道可能在现代化进程中遭到了破坏和摧毁。而剩下的则可能获取新的意识并成为新组织的基础，因为对现代化进程所造就的个人认同、社会福利和经济发展等，这些老渠道也有办法来满足，例如非洲城市里的部落协会或印度的种姓协会。因此，集团意识的发展对社会体系既有结合又有分解的作用。如果村民们学会将他们最初的认同从一个村子移到许多村子组成的部落；如果农场工人不再只是简单地和本场工人认同，而和一般的农场工人认同，和一般农场工人的某一个组织认同，如果和尚将他们对当地寺庙的效忠扩及到全国性佛教运动——凡此皆可视为效忠范围的扩大，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又何尝不是对政治现代化的贡献呢。

但是，在创设一套能代表更多的社会势力利益的有效政治制度时，这种集团意识也同样会是一种主要障碍。当不同的集团彼此频繁接触时，集团偏见也会伴随着集团意识而发展，例如，在政治、社会组织向更加集权化方向发展的过程中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而集团偏见一出现，集团冲突也就会随之而来。社会和经济现代化引起社会各种集团的相互作用、紧张状态和不平等，其结果使在传统社会里和睦共处的种族和宗教集团卷入了暴力冲突。因此，现代化增加了传统集团之间、传统集团与现代集团之间以及现代集团之间的冲突。借助西方或现代教育起家的新贵和传统的上层人物发生了冲突。后者的权威建立在他们所承袭的地位之上。在现代化了的新贵内部，政客和官僚之间，知识分子和军人之间，劳工领袖和商人之间也会产生对抗。这些冲突，在不少——如果不是多数——场合下，经常酿成暴力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