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贫穷和现代化

政治学贫穷和现代化

现代化与暴力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一般来说，现代化程度高的社会较之现代化程度低的社会来得稳定，国内暴力事件也少。有一项研究报告得出的结论指出，政治稳定与现代性的复合指数之间的相关量为0.625(n＝62)。社会动员的程度与经济发展的程度，两者与政治稳定直接相关。人口识字率与政治稳定的关系尤其密切。爆发革命的频率与整个社会受教育程度之间也成反比例。同样，死于国内集团暴力事件的人数与适龄儿童在校人数的比例也成反比例。经济福利与政治秩序也有着类似的关系。在74个国家里，人均国民收入与死于国内暴力事件者之间的相关量是-0.43。另一项研究报告指出，在1955至1960年间的70个国家里，人均国民总产值与爆发革命的频率之间的相关量是-0.56。1958至1965年的8年中，遍及赤贫国家的暴力冲突是富裕国家所发生的暴力事件的四倍，87％的赤贫国家经历了严重的暴力冲突，相比起来，只有37％的富裕国家有同样的经历。

显而易见，社会动员和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国家在政治上更稳定、更太平。现代性与稳定性是形影不离的。由此，人们便易于轻信“贫困论”的说教，并得出结论，认为经济和社会的落后是政治动乱的根源，因此，现代化是通向稳定的康庄大道。正如麦克纳马拉部长所言：“暴力和经济落后之间有着无可争辩的关系，此点毋庸置疑。”或如一位学者的分析所示：“普遍的贫困会破坏一切形式的政府。它一直是不稳定的根源，它使得民主几乎无法实施。”如果人们接受这些因果关系，那么，很明显，普及教育、扩大扫盲、提高大众传播、加速工业化、促进经济增长和城市化将造成更大程度的政治稳定。这种根据现代性与稳定性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的推论貌似顺理成章，合情合理，其实却是不能成立的。事实上，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

贫困与落后，动乱与暴力，这两者之间的表面关系乃是一种假像。产生政治秩序混乱的原因，不在于缺乏现代性，而在于为实现现代性所进行的努力。如果贫穷的国家出现动乱，那并非因为它们贫穷，而是因为它们想致富。一般说来，纯正的传统社会虽然愚昧、贫穷，但却是稳定的。但是，到了20世纪中叶，所有传统社会都变成了过渡性社会或处于现代化之中的社会。正是这种遍及世界的观代化进程，促使暴力在全球范围内蔓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20年里，美国对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的外交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致力于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因为这似乎可以获得政治稳定。但是这一政策的成功不仅提高了这些国家的物质福利水平，也增加了这些国家内部的暴力冲突。人越是向他的宿敌——贫穷、疾旗、愚昧——开战，他也就越与他自己过不去。

到了60年代，所有落后国家都成了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尽管如此，事实证明，在这些国家里，导致暴力冲突的原因还是在于现代化，而不在于落后。比较富裕的国家较之不甚富裕的国家来得稳定，但是那些位于国际经济水准最低档的赤贫国家，则不像那些比它们地位略高的国家那样容易发生暴力冲突和动乱。即使麦克纳马拉部长自己的统计数据也只部分地证明他的论点。例如，世界银行将20个拉丁美洲共和国中的6个国家列为“贫穷”国，这就是说，他们的人均国民总产值在250美元以下。1966年2月，这20个国家中又有6个国家正经受着旷日持久的叛乱之祸，但是唯有玻利维亚在这两种划分中一身二任，它不仅贫穷而且饱尝暴乱之苦。在这些拉丁美洲国家中，不贫穷的国家发生叛乱的可能性是贫穷国家的两倍。同样，50个非洲国家和领地，有48个被划为贫穷国，其中11个国家遭受叛乱之祸。但是，在利比亚和南非这两个非贫穷国中，发生叛乱的可能性却和其余37个国家和领土一样高。再者，在发生叛乱的11个国家中，有4个与仍然存在的殖民主义统治有关(例如安哥拉、莫桑比克)，其它7个则与当地居民中的部落和种族分歧有关(如苏丹和尼日利亚)。殖民主义和五花八门的种族矛盾比起贫穷更能预示暴力冲突的发生。在中东和亚洲(不包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22个被列为穷国的国家当中，有1O个在1966年2月正经受叛乱之祸。另一方面，4个非贫穷国家(伊拉克、马来西亚、塞浦路斯、日本)中，有3个也在经受着叛乱。这里再一次表明，在比较富裕的国家里，发生叛乱的可能性是贫穷国家里的两倍。同样，种族矛盾比贫困更能导致暴乱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