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济中的动员实例分析

社会经济中的动员实例分析

较之经济发展，社会动员乃是一个更不稳定的因素。这两种变革形式之间的差距为衡量现代化对政治稳定的冲击 提供了某种线索。都市化、扫盲、教育和新闻媒介都给恪守传统的人士带来了新的生活方式、新的行乐标准和活得满足的新天地。这些新鲜事物打破了传统文化在认识和观念上的障碍，并提高了新的渴望和需要水准。然而，过渡型社会满足这些新渴望的能力的增进比这些渴望本身的增进要缓慢得多。结果，便在渴望和指望之间，需要的形成和需要的满足之间、或者说在渴望程度和生活水平之间造成了差距。这一差距就造成社会颓丧和不满。实际上，这种差距的程度就为衡量政治动乱提供了可信的指数。

要弄清社会颓废和政治动乱之间的关系看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在很大程度上这一关系的要害在于缺少两个潜在的参与变量，即社会经济变革的机会以及灵活适应的政治制度。自16世纪以来，富于进取精神的清教主义经济革新家和充满献身精神的新教主义革命家在目标上有质的区别，然而他们的崇高期望却有令人惊诧的相似之处，并且都是高水平社会动员的产物。所以说，社会颓废所产生的政治参与，其形式和规模取决于传统社会的经济和社会结构的性质。 如果传统社会相当“开放”，足以提供流动机会的话，那么不难想象，通过这种流动就可以消除这些颓丧。局部来说，乡村的情况正是如此。那里横向流动的机会(都市化)有助于使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得以维持乡村地区相对的稳定。相反，城市内部向上移动的机会(在职业上和收入上)甚少，从而导致城区更大的动乱。但是，除了都市化以外，大多数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经济流动程度很低。相对来说，愿意促进经济活动而非政治活动的传统结构社会是很少的。在传统社会里，土地和其它各种形式的经济财富都被一小撮寡头牢牢地攥在手里，或被外国公司和投资者所控制。传统社会的价值观念常常对企业家式的人物持敌视态度，以致使某些少数种族得以垄断各大企业，例如，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在奥斯曼帝国，中国人在东南亚，黎巴嫩人在非洲就是如此。另外，传播到这些传统社会来的现代价值观和思想又常常强调政府至上(如搞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这同样地也会使新潮人物不便担当起企业家的角色。

在这些条件下，参政就成了新潮人物的进身之阶。社会颓丧导致对政府提出各种要求，而参政面的扩大则坚持要实现这些要求。一个国家在政治制度化方面的落后状态，会使对政府的要求很难——如果不是不可能——通过合法渠道得到表达，并在该国政治体系内部得到缓解和集中。因此，政治参与的剧增就产生政治动乱。这样，现代化的冲击便涉及到以下几项关系：

1．社会动员÷经济发展＝社会颓丧

2．社会颓丧÷流动机会＝政治参与

3. 政治参与÷政治制度化＝政治动乱

在大多数处于现代化之中国家里，流动机会的缺乏和政治制渡化程度的低下导致了社会退丧和政治动乱二者之间的正比关系。一份分析报告列举了26个国家，在那里需要的形成和需要的满足之间的比率偏低，其“体制性颓丧”也低，而在另36个国家中，这一比率高，其“体制性颓丧”也随之提高。在这26个人民感到心满意足的国家中，仅有6个国家(阿根廷、比利时、法国、黎巴嫩、摩洛哥和南非)政治动乱严重。而那36个民众感到不满足的国家中，只有两个国家(菲律宾、突尼斯)政治高度稳定。这些国家颓丧和动乱的总相关量是为O.50。印度各邦的共产党选票多寡的差别也可以部分地利用这些邦的社会动员和经济福利的比率竞加以说明。同样，事实证明，拉丁美洲的宪政稳定是经济发展和政治参与的效直。除非伴之以相应水平的经济福利的好转，否则，政治参与的剧增势必导致动乱。

因此，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的政治动乱在很大程度上是渴望和指望之间差距的效应，而这一差距是渴望升级造成的，过一点现记代化早期阶段尤其如此。在某些情况下，指望变小也会导致类似的差距，并带来类似的后果。经过持续的增长阶段之后，如果经济陡然转向下坡路，往往就会爆发革命。这种经济下坡路在法国明显出现于1788年～1789年，在英国出现于1687年～1688年，在美国出现于1774年～1775年和多尔起义前的1842年，在俄国出现于1915年～1917年(作为第—次世界大战的结局)，在埃及出现于1952年，在古巴出现于1952年～1953年(此时卡斯特罗向巴蒂斯塔发动第一次攻击)。另外，在拉丁美洲，当经济条件由人均真实收入提高的情况走向恶化时，军事政变就更加频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