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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不平等与动乱的两点关系
第一,贫穷国家的财富和收入分配通常比经济发达国家更不平均。这种不平等在传统社会里被公认为是自然形成的生活格局的一部分。但是社会动员却增强了对这种不平等的意识并可能增加对这种不平等的恼怒。新观念的输入不仅使原有分配方式的合法性成了问题,而且还指出了更均衡分配收入方式的可行性和可取性。迅速改变原有收入分配方式的一个明显的办法是通过政府。但是那些支配收入的人往往也支配着政府。因此,社会动员便使传统的经济不平等成了刺激造反的因素。
第二,从长远的观点来看,经济发展将产生比传统社会现有的收入分配方式更均衡的方式。但是在近期看来,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常常是扩大收入的不平等。经济迅速增长的集中受益者往往是少数人,而大多数人却蒙受损失,结果,社会上日益穷困的人便会增加。迅速增长常伴随着通货膨胀;通货膨胀时期的物价上升总是比工资增长得快,其结局则是趋向加不平等的财富分配。在西方法律体制的冲击下,非西方社会的人们竞相以土地私有制形式去取代土地公有制形式,从而趋于产生比传统社会现存的土地所有制形式更加不平等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另外,在不发达国家里,现代化的、非农业部门的收入分配方式总要比农业部门的收入分配方式不平等得多。例如,印度乡村在1950年时, 5%的家庭获得总收入的28.9%;而在印度都市地区,5%的家庭却获得总收入的61.5%. 因为在不太依靠农业的发达国家里,收入分配总的来说较平等些,所以不发达国家非农业部门的收入分配较之发
达国家相同部门的收入分配要不平等得多。
在个别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经济增长对经济不平等的影响会变得非常惹人注目。墨西哥革命前的20年,人们目睹了经济不平等的显著增长,特别是在土地所有制方面。50年代墨西哥以及拉丁美洲总的趋势是贫富之间的差距再次趋于扩大。在同一时期,菲律宾高低收入之间的差距据报道也明显地扩大了。同样,巴基斯坦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经济的迅速增长形成了“收入的巨额悬殊”,并趋向于造成“社会金字塔底层的相对停滞。”在非洲国家里,民族独立曾在一段时间内给少数掌权的人带来攫取巨额财富的频繁机会,而与此同时,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却停滞不前,甚至有所下降。在殖民社会的进化过程中,哪个国家独立得越早,哪个国家就越会被囚禁在经济和政治不平等的牢笼里。
经济发展使经济上的不平等越发严重,与此同时,社会动员又在削弱这种不平等的合法性。现代化的这两个方面合起来便产生了政治动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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