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与暴力

贫穷和现代化的论点。现代化与暴力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一般来说，现代化程度高的社会较之现代化程度低的社会来得稳定，国内暴力事件也少。有一项研究报告得出的结论指出，政治稳定与现代性的复合指数之间的相关量为0.625(n＝62)。社会动员的程度与经济发展的程度，两者与政治稳定直接相关。人口识字率与政治稳定的关系尤其密切。爆发革命的频率与整个社会受教育程度之间也成反比例。同样，死于国内集团暴力事件的人数与适龄儿童在校人数的比例也成反比例。经济福利与政治秩序也有着类似的关系。在74个国家里，人均国民收入与死于国内暴力事件者之间的相关量是-0.43。另一项研究报告指出，在1955至1960年间的70个国家里，人均国民总产值与爆发革命的频率之间的相关量是-0.56。1958至1965年的8年中，遍及赤贫国家的暴力冲突是富裕国家所发生的暴力事件的四倍，87％的赤贫国家经历了严重的暴力冲突，相比起来，只有37％的富裕国家有同样的经历。

显而易见，社会动员和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国家在政治上更稳定、更太平。现代性与稳定性是形影不离的。由此，人们便易于轻信“贫困论”的说教，并得出结论，认为经济和社会的落后是政治动乱的根源，因此，现代化是通向稳定的康庄大道。正如麦克纳马拉部长所言：“暴力和经济落后之间有着无可争辩的关系，此点毋庸置疑。”或如一位学者的分析所示：“普遍的贫困会破坏一切形式的政府。它一直是不稳定的根源，它使得民主几乎无法实施。”如果人们接受这些因果关系，那么，很明显，普及教育、扩大扫盲、提高大众传播、加速工业化、促进经济增长和城市化将造成更大程度的政治稳定。这种根据现代性与稳定性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的推论貌似顺理成章，合情合理，其实却是不能成立的。事实上，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

贫困与落后，动乱与暴力，这两者之间的表面关系乃是一种假像。产生政治秩序混乱的原因，不在于缺乏现代性，而在于为实现现代性所进行的努力。如果贫穷的国家出现动乱，那并非因为它们贫穷，而是因为它们想致富。一般说来，纯正的传统社会虽然愚昧、贫穷，但却是稳定的。但是，到了20世纪中叶，所有传统社会都变成了过渡性社会或处于现代化之中的社会。正是这种遍及世界的观代化进程，促使暴力在全球范围内蔓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20年里，美国对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的外交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致力于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因为这似乎可以获得政治稳定。但是这一政策的成功不仅提高了这些国家的物质福利水平，也增加了这些国家内部的暴力冲突。人越是向他的宿敌——贫穷、疾

旗、愚昧——开战，他也就越与他自己过不去。

到了60年代，所有落后国家都成了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尽管如此，事实证明，在这些国家里，导致暴力冲突的原因还是在于现代化，而不在于落后。比较富裕的国家较之不甚富裕的国家来得稳定，但是那些位于国际经济水准最低档的赤贫国家，则不像那些比它们地位略高的国家那样容易发生暴力冲突和动乱。即使麦克纳马拉部长自己的统计数据也只部分地证明他的论点。例如，世界银行将20个拉丁美洲共和国中的6个国家列为“贫穷”国，这就是说，他们的人均国民总产值在250美元以下。1966年2月，这20个国家中又有6个国家正经受着旷日持久的叛乱之祸，但是唯有玻利维亚在这两种划分中一身二任，它不仅贫穷而且饱尝暴乱之苦。在这些拉丁美洲国家中，不贫穷的国家发生叛乱的可能性是贫穷国家的两倍。同样，50个非洲国家和领地，有48个被划为贫穷国，其中11个国家遭受叛乱之祸。但是，在利比亚和南非这两个非贫穷国中，发生叛乱的可能性却和其余37个国家和领土一样高。再者，在发生叛乱的11个国家中，有4个与仍然存在的殖民主义统治有关(例如安哥拉、莫桑比克)，其它7个则与当地居民中的部落和种族分歧有关(如苏丹和尼日利亚)。殖民主义和五花八门的种族矛盾比起贫穷更能预示暴力冲突的发生。在中东和亚洲(不包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22个被列为穷国的国家当中，有1O个在1966年2月正经受叛乱之祸。另一方面，4个非贫穷国家(伊拉克、马来西亚、塞浦路斯、日本)中，有3个也在经受着叛乱。这里再一次表明，在比较富裕的国家里，发生叛乱的可能性是贫穷国家里的两倍。同样，种族矛盾比贫困更能导致暴乱的发生。

其它证据也表明，贫穷和动乱之间没有肯定的直接比例关系。尽管人均国民总产值与死于国内暴力冲突的人数之间的相关量为 -0.43(n＝74)，但是人们发现，发生暴力冲突最多的并非是人均国民总产值在100美元以下的赤贫国家，而是人均国民总产值在100至200美元的较富裕的国家。人均国民总产值高于200美元的国家，暴力冲突的数量反而明显处于下降趋势。从这些数据中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一定时期内，不发这国家肯定会经受相当程度的内患；在今后的几十年内，赤贫国家所面临的国内暴力冲突将会增加，而不是减少。”埃克斯坦也同样发现，27个于1946年至1959年间绝少爆发国内战争的国家，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其中9个是非常现代的国家(例如澳大利亚、丹麦、瑞典)，而其它18个则是“相对来说不发达的国家，那里的上层人物仍然死抱着传统的生活方式和结构不放”。在它们当中，有一些仍然落后的欧洲殖民地和像埃塞俄比亚、厄立特利亚、利比里亚和沙特阿拉伯这样一些国家。与此大致相仿的还有一种给国家分类的办法，那就是根据国民识字人数的比例，由低到高排列起来，结果表明，稳定性高的国家处于两极，处于这之间的国家则动荡不安。例如，人口识字率是25％到60％的国家中有95％的国家是不稳定的，相比之下，识字率小于10％的国家中，只有半数是不稳定的，而识字率高于90％的国家中，只有22％的国家是不稳定的。另一种分析表明，中等程度的动荡在24个现代国家中平均得分268，在37个过渡性国家中平均得分472，在23个传统国家中平均得分420。过渡型国家和现代国家的显著差别，令人信服地证明了现代性意昧着稳定而现代化则意味着动乱这一论点。传统社会与过渡型社会之间的差别是很小的，两者之间的界限纯粹是人为的，它旨在划出一组与现代国家数目等同的所谓“传统”国家。因此，被到为传统社会的，实际上全都处于过渡的早期阶段。然而，数据也证明，如果还存在着纯粹的传统社会的话，那么它在政治上将比那些处于过渡阶段的社会要稳定得多。

这样一来，现代化的论点就能解释，为什么贫困导致政治动荡一说在20世纪晚期获得了一副貌似真理的面具。它同样能解释，为什么在某些特定国家里，现代性和稳定性之间的关系被搞颠倒了。例如，拉丁美洲最富有的国家，已经取得中等程度的现代化。结果，毫不奇怪，它们比起那些较为落后的拉丁美洲国家也就不稳定得多。正如我们所知，1966年6个赤贫的拉丁美洲国家中，只有一个国家发生了暴乱，而14个较富裕的拉丁美洲国家中，却有5个国家发生了暴乱。共产主义和其它激进派运动在古巴、阿根廷、智利和委内瑞拉一直都很强大。这4个国家恰恰都属于20个拉丁美  洲共和国中最富有的5国，而两其中3个又属于5个识字率最高的国家。拉丁美洲发生革命的频率与其经济发展水平有着直接的关系。就整个拉丁美洲大陆而言，人均收入和革命次数之间的相关量0.50(n=18)；但在非民主国家，这一相关量就高得多（r=85；n＝14)。因此，那些表明拉丁美洲国家现代性与动乱之间存在着正比关系的数据，实际上也肯定了现代化与动乱二者可以联系起来的论点。

把这一关系引伸到国家内部，也是正确的。在处于现代化之 中的国家里，较富裕地区发生的暴动、骚乱和极端主义活动比起较 贫穷的地区要来得多。在分析印度的形势时，霍斯里茨和韦纳发现，“政治稳定与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很模糊，甚至成反比。”英国统治时，印度发生政治暴力冲突最普遍的是在那些“经济高度发达的邦里”；独立以后，暴力冲突仍然比较集中在实现了工业化的地区和城市，“而不是在较落后和不发达地区。”在许许多多的不发达国家中，主要城市的生活水平一般高于乡村3到4倍，但是城市却常常是动乱与暴力冲突的中心，而乡村则保持着原有的平静和稳定。政治极端主义在富裕地区较之在贫穷地区，明显强大得多，这一点很典型。在15个西方国家里，共产党在城市化程度最低的国家中的那些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地区，得选票最多。意大利共产党力量的中心便位于繁荣的北方而非贫瘠的南方。印度共产党势力最强的地区是克拉拉邦(该邦识字率是印度各邦中最高的)和工业化的加尔各答，而不是在经济较落后的地区。锡兰亦是如此，“基本上来看，马克思主义力量强大的地区正是最西方化的地区”和那些人均收入及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地区。因此，在一国内部，暴力冲突和极端主义的中心集中于处在现代化之中的地区，而非那些仍保持传统方式的地区。

不仅社会和经济现代化产生政治动乱，而且动乱的程度还与现代化的速度有关。西方的历史经验决定性地证明了这一点。科恩豪泽指出：“大批人迅速涌进新发展的城市地区，招致群众运动的兴起”。欧洲的，特别是斯堪的纳维亚的历史经验同样表明，哪里“工业化进展迅猛，形成工业化前和工业化后社会的严重脱节，哪里就会发生更加极端主义的工人阶级运动”。将1935至1962年间67个国家的8个现代化指数(小学和小学后教育、卡路里消耗量、生活费用、收音视、婴儿死亡率、城市化、识字人口比例和国民收入）的6个综合变化率与1955年至1961年间这些国家发生的动乱进行比较，得出的相关量为0.647。“无论是从静态角度，还是从动态角度来衡量，向现代性进展的速度愈快，政治动乱亦愈严重”。下边几句话足以勾画出一个动荡国家的大体轮廓：

在现代性面前感到眼花缭乱；社会的传统生活方式四分五裂；整个国家面临着经济、社会、政治各方面的要求改弦更张的压力；制造经济产品和提供劳务的新的“更好的”方法连珠炮般地杀来；现代化进程中的变革一般来说已使大家牢骚满腹，而政府未能满足群众日益提高的期待，尤其使百姓怨声载道。

动乱所以在20世纪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到处蔓延，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那里的现代化进程过快，其速度远远超过早期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欧洲和北美的现代化进程延续了几个世纪，大体上来说，每次只解决一个问题或对付一种危机。但是，除了西方，世界其它地区在现代化进程中，中央集权、民族融合、社会动员、经济发展、政治参与、社会福科等等，不是依次而至，而是同时发生。所谓先行实现现代化的国家给后来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所起的“示范作用”，不过就是先吊起他们的胃口，接着就使他们大失所望。西里尔·布莱克曾用各国为了巩固主张现代化领导人掌权所需时间的长短来测量各国变革速度的差异。对第一个实行现代化的英国来说，这一阶段从1649年到1832年共延续了183年。第二个实行现代化的美国，从1776年到1865年花了89年时间。于拿破仑时代(1789年一1815年)进入这一阶段的13个国家，平均所费时间为73年。但是对于那些在20世纪开头25年进入这一阶段并且到了60年代已崭露头角的26个国家中的21个来说，这一阶段平均却只有29年。卡尔?多伊奇同样地计算出，在19世纪实行现代化的国家，社会动员的主要指数每年变化的比率在O.1％左右，而在20世纪实行现代化的国家中，这种变化的比率每年在l％左右。

显然，现代化的发展速度是大大提高了。同样明显的是，社会经 济变革与发展势头和日益加剧的政治动乱与暴力冲突两老直接相关，这是二次世界大战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的普遍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