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动员与动荡

看来有理由认为，社会动员和政治动荡之间的关系是直接的。城市化、识字率、教育和接触传播媒介的水平的提高，都在提高人们的愿望和期待，而如果这些愿望和斯待不能得以满足，就会刺激个人和集团投身于政治。在缺少强有力和灵活的政治制度的情况下，这种参与的增加便意味着动乱和暴力。这就淋漓尽致地反映了这样一种矛盾现象：现代性带来稳定，现代化引起动乱。例如，在66个国家中。适龄儿童的入学比例和爆发革命的频率之间的相关量是一0.84。相比之下，在70个国家中，小学入学率的变化和政治动乱之间的相关量为0.61。老百姓受到启蒙越快，政府被推翻的次数也就越频繁。

在许多国家里，教育的迅速普及对政治稳定有着明显的冲击。 譬如在锡兰，1948～1956年间教育体系迅速扩展。这种“在使用本地语言的学校里毕业出来的学生人数的增加，满足了一些人的愿望，但同时也使这些受过教育因而有表达能力的中产阶级人物成了新的社会压力。”无疑，这与1956年选举导致政府倒台及其后6年锡兰蒙受日益增长的动乱有着直接的关系。同样，在20世纪50年代，汉城成为“世界最大的教育中心之一。”据估计，那儿法学院1960年的毕业生是该行业可容纳人数的18倩。大学以下各级教48育普及的程度更是令人惊叹，识字率的提高从1945年的不足20％猛增到60年代初期的60％以上。这种文化教育的普及对60年代初期的朝鲜的动乱恐怕要负有一定的责任，动乱的主要来源就是学生。在校生和失业的大学毕业生实是60年代朝鲜民族主义军人 政权、缅甸社会主义军人政权和泰国传统军人政权普遍感到棘手的对象。凡是未能慎密筹划高等教育，培养的人材与现代化需要不对口的国家，都普遍存在一种矛盾的现象：“一方面是技术人员缺乏，另一方面是具有高深知识的人泛滥成灾。”

大体看来，失业的、离异的或因其他缘故而牢骚满腹的人受教育的水平越高，不安定因素走向极端的可能性就越大。离异的大学毕业生准备发动革命，离异的技校和中等学校毕业生筹划政变，离异的小学辍学者从事经常性的五花八门但无关紧要的政治骚动。例如在西非，“尽管这些缀学者恨不逢时，焦躁不安，但他们并不置身于重大政治事件的中心，而只是处在外围，因此他们在政治上捣乱的典型方式不是革命，而是针对政治反对派所搞的纵火，袭击和恐吓等行为。”

迅速普及小学教育所招致的问题已经使许多政府重新估价他们的政策。例如，1958年在有关尼日利亚东部教育问题的辩论中，阿西克维认为，初级教育可能变为“徒劳的社会服务”，一位内阁成员警告说，“英国奉行的是工业和提高生产力第一、免费教育第二的模式。首先实行免费教育是行不通的，因为必须让受教育的新人有工作可干，只有工业、贸易和商业才能提供大批的工作……我们必须慎之又慎，以免在政治上制造未来的失业问题。”识字的和半识字的人会变成诱发动乱的极端主义运动的俘虏。50年代的缅甸与埃塞俄比亚的人均收入一样低，但和前者相比，后者的相对稳定也许反映了5％的埃塞俄比亚人识字而45％的缅甸人识字这一事实。同样，古巴成为共产党国家时是拉丁美洲识字率第四高的国家，印度唯一选举共产党政府的邦——克拉拉邦也是印度识字率最高的邦。显然，一般来讲，共产党更能吸引那些识字的人，而不是文盲。对于大批文盲享有选举权所造成的很多问题，讨论不少；有人说，如果大批选民目不识丁，便不能令人满意地实行民主。但是，正如印度的情况所表明的那样，文盲参政比识字者参政给民主政治制度造成的危险很可能要小。后者总是有更高的向往，对政府的要求也更高。再者，文盲参政毕竟有限，而识字者参政则会象滚雪球那样对政治稳定产生潜在的灾难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