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差距假设

较之经济发展，社会动员乃是一个更不稳定的因素。这两种变革形式之间的差距为衡量现代化对政治稳定的冲击 提供了某种线索。都市化、扫盲、教育和新闻媒介都给恪守传统的人士带来了新的生活方式、新的行乐标准和活得满足的新天地。

这些新鲜事物打破了传统文化在认识和观念上的障碍，并提高了新的渴望和需要水准。然而，过渡型社会满足这些新渴望的能力的增进比这些渴望本身的增进要缓慢得多。结果，便在渴望和指望之间，需要的形成和需要的满足之间、或者说在渴望程度和生活水平之间造成了差距。这一差距就造成社会颓丧和不满。实际上，这种差距的程度就为衡量政治动乱提供了可信的指数。

要弄清社会颓废和政治动乱之间的关系看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在很大程度上这一关系的要害在于缺少两个潜在的参与变量，即社会经济变革的机会以及灵活适应的政治制度。自16世纪以来，富于进取精神的清教主义经济革新家和充满献身精神的新教主义革命家在目标上有质的区别，然而他们的崇高期望却有令人惊诧的相似之处，并且都是高水平社会动员的产物。所以说，社会颓废所产生的政治参与，其形式和规模取决于传统社会的经济和社会结构的性质。 如果传统社会相当“开放”，足以提供流动机会的话，那么不难想象，通过这种流动就可以消除这些颓丧。局部来说，乡村的情况正是如此。那里横向流动的机会(都市化)有助于使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得以维持乡村地区相对的稳定。相反，城市内部向上移动的机会(在职业上和收入上)甚少，从而导致城区更大的动乱。但是，除了都市化以外，大多数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经济流动程度很低。相对来说，愿意促进经济活动而非政治活动的传统结构社会是很少的。在传统社会里，土地和其它各种形式的经济财富都被一小撮寡头牢牢地攥在手里，或被外国公司和投资者所控制。传统社会的价值观念常常对企业家式的人物持敌视态度，以致使某些少数种族得以垄断各大企业，例如，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在奥斯曼帝国，中国人在东南亚，黎巴嫩人在非洲就是如此。另外，传播到这些传统社会来的现代价值观和思想又常常强调政府至上(如搞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这同样地也会使新潮人物不便担当起企业家的角色。

在这些条件下，参政就成了新潮人物的进身之阶。社会颓丧导致对政府提出各种要求，而参政面的扩大则坚持要实现这些要求。一个国家在政治制度化方面的落后状态，会使对政府的要求很难——如果不是不可能——通过合法渠道得到表达，并在该国政治体系内部得到缓解和集中。因此，政治参与的剧增就产生政治动乱。这样，现代化的冲击便涉及到以下几项关系：

1．社会动员÷经济发展＝社会颓丧

2．社会颓丧÷流动机会＝政治参与

3. 政治参与÷政治制度化＝政治动乱

在大多数处于现代化之中国家里，流动机会的缺乏和政治制渡化程度的低下导致了社会退丧和政治动乱二者之间的正比关系。一份分析报告列举了26个国家，在那里需要的形成和需要的满足之间的比率偏低，其“体制性颓丧”也低，而在另36个国家中，这一比率高，其“体制性颓丧”也随之提高。在这26个人民感到心满意足的国家中，仅有6个国家(阿根廷、比利时、法国、黎巴嫩、摩洛哥和南非)政治动乱严重。而那36个民众感到不满足的国家中，只有两个国家(菲律宾、突尼斯)政治高度稳定。这些国家颓丧和动乱的总相关量是为O.50。印度各邦的共产党选票多寡的差别也可以部分地利用这些邦的社会动员和经济福利的比率竞加以说明。同样，事实证明，拉丁美洲的宪政稳定是经济发展和政治参与的效直。除非伴之以相应水平的经济福利的好转，否则，政治参与的剧增势必导致动乱。

因此，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的政治动乱在很大程度上是渴望和指望之间差距的效应，而这一差距是渴望升级造成的，过一点现记代化早期阶段尤其如此。在某些情况下，指望变小也会导致类似的差距，并带来类似的后果。经过持续的增长阶段之后，如果经济陡然转向下坡路，往往就会爆发革命。这种经济下坡路在法国明显出现于1788年～1789年，在英国出现于1687年～1688年，在美国出现于1774年～1775年和多尔起义前的1842年，在俄国出现于1915年～1917年(作为第—次世界大战的结局)，在埃及出现于1952年，在古巴出现于1952年～1953年(此时卡斯特罗向巴蒂斯塔发动第一次攻击)。另外，在拉丁美洲，当经济条件由人均真实收入提高的情况走向恶化时，军事政变就更加频繁。

不平等和动乱    亚里士多德在评述希腊的政治变革时指出：“纵观所有这些事例，煽动判乱的原因全在于不平等。”就其定义而言，政治不平等几乎可以说就是政治动乱固有的一面。经济不平等方面的情况如何呢?由于缺少有关收入和财富分配的数据，因而很难检验经济不平等与政治动乱相伴而生这一说法。考查l8个国家，得出纳税前收入不平等的吉尼指数和死于政治冲突的人数之间的相关量是0.34；考查12个国家，得出纳税后收入不平等和政治冲突的相关量是0.36：但是，有更带实质性的例子证明，土地所有权的不平等与政治动乱有联系。考查47个国家，拉西特得出土地所有权不平等的吉尼指数和死于内乱的人数的相关量是0.46。土地所有权不平等和暴力事件的数目之间的相关量要低一些。但是，当把从事农业人口的百分之比也考虑在内时，土地所有权的集中和暴力之间的关系便大大地加强。在以农业为主的国家里，假定从事农业的人所享有的社会——经济流动机会少，那么土地所有权的不平等必然更直接地与暴力联系在一起。此点在以农业为主的国家里是千真万确的，那里的土地所有权的不平等与死于暴力的人数之间的相关量大约是0.70。

现代化对经济不平等以及随之而来的动乱有两种影响方式。第一，贫穷国家的财富和收入分配通常比经济发达国家更不平均。这种不平等在传统社会里被公认为是自然形成的生活格局的一部分。但是社会动员却增强了对这种不平等的意识并可能增加对这种不平等的恼怒。新观念的输入不仅使原有分配方式的合法性成了问题，而且还指出了更均衡分配收入方式的可行性和可取性。迅速改变原有收入分配方式的一个明显的办法是通过政府。但是那些支配收入的人往往也支配着政府。因此，社会动员便使传统的经济不平等成了刺激造反的因素。

第二，从长远的观点来看，经济发展将产生比传统社会现有的收入分配方式更均衡的方式。但是在近期看来，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常常是扩大收入的不平等。经济迅速增长的集中受益者往往是少数人，而大多数人却蒙受损失，结果，社会上日益穷困的人便会增加。迅速增长常伴随着通货膨胀；通货膨胀时期的物价上升总是比工资增长得快，其结局则是趋向更加不平等的财富分配。在西方法律体制的冲击下，非西方社会的人们竞相以土地私有制形式去取代土地公有制形式，从而趋于产生比传统社会现存的土地所有制形式更加不平等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另外，在不发达国家里，现代化的、非农业部门的收入分配方式总要比农业部门的收入分配方式不平等得多。例如，印度乡村在1950年时， 5％的家庭获得总收入的28.9％；而在印度都市地区，5％的家庭却获得总收入61.5％. 因为在不太依靠农业的发达国家里，收入分配总的来说较平等些，所以不发达国家非农业部门的收入分配较之发达国家相同部门的收入分配要不平等得多。

在个别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经济增长对经济不平等的影响会变得非常惹人注目。墨西哥革命前的20年，人们目睹了经济不平等的显著增长，特别是在土地所有制方面。50年代墨西哥以及拉丁美洲总的趋势是贫富之间的差距再次趋于扩大。在同一时期，菲律宾高低收入之间的差距据报道也明显地扩大了。同样，巴基斯坦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经济的迅速增长形成了“收入的巨额悬殊”，并趋向于造成“社会金字塔底层的相对停滞。”在非 洲国家里，民族独立曾在一段时间内给少数掌权的人带来攫取巨额财富的频繁机会，而与此同时，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却停滞不前，甚至有所下降。在殖民社会的进化过程中，哪个国家独立得越早，哪个国家就越会被囚禁在经济和政治不平等的牢笼里。经济发展使经济上的不平等越发严重，与此同时，社会动员又在削弱这种不平等的合法性。现代化的这两个方面合起来便产生了政治动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