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面的休谟

他真的应该被看作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还是如他自己所说的是一个“文人”？他自称是一个道德问题专家，但作为一个有道德之人，他是否对卢梭施加了阴谋和折磨？

在他的《人性论》（Treatise of Human Nature）的序言中，大卫?休谟（David Hume）建议读者们提防哲学家，因为他们“通过贬低以前的更高深的哲学体系，从而宣扬他们自己的哲学体系”。他们攻击其他所有人的哲学体系的脆弱基础，并借此提出自己的“一套完整的科学体系”。

在休谟的哲学中，宗教没有任何地位和作用。知识、伦理、上帝都不得不返回人间，接受休谟的审查。正如伯特兰?罗素所说，休谟这样做是“希望得到猛烈的攻击，这样他就能进行漂亮的反驳”。然而，他却要失望了。休谟出版了两本书——《人类理解论》（Conceming Hu-man Understanding,1748）和《道德原理研究》（Concerning the Princi-ples of Morals,1751）。这两本书当时未能受到注意，尽管他认为它们有着当之无愧的地位。罗素称休谟的哲学是死气沉沉的，“在休谟的道路上是不可能走得更远的”。

休谟令人钦佩的地方是他对自己的人生目标和志向很坦诚。他希望的仅仅有两件事：有文学上的名誉和一份不错的收人。或许历史记载中的休谟没有宏伟的哲学宣言，他只是对他的第一本书的销售情况有更实际的观察。休谟说：“文学尝试也比我的《人性论》要好，这本书由于不够杰出而没有引起新闻界的关注，甚至没有激起读者的热情评论。”

实际上，这并不是真的。这本书确实“激起”了一些评论，包括一份在伦敦出版的叫作《知识作品集》（The Works of the Learned）的评论刊物。评论者认为这本书：

确实，熊是伟大力量的标志，是咆哮的天才，但是它还很幼小，没有将能力施展出来。这本书的主题无疑是宏大和高尚的，但是它需要用成熟的眼光来处理。审慎、细心和敏锐对这个问题来说是必需的。

作者必须时刻保持平静。但如果要求休谟有绅士风度和彬彬有礼似乎就有点儿过分了。事实上，在阅读休谟的作品的时候你甚至可以感受到，“他强烈的怒气都集中在出版商雅各布?鲁宾逊（Jacob Robinson）身上，休谟颤抖着躲在柜台后面用剑指着出版商的咽喉”。

现在已经没有人能够确认这起在肯德里克博士（Dr.Kendrick）的调查报告中阐述的骇人听闻的事件本身的真实性了，而休谟自己也没有提到过它。相反，他说：“我本来就有乐观而开朗的个性，很快便从这样的挫折中站了起来，并继续努力地进行研究。”

这位哲学家是如此的和善，但是愤怒和狂暴更是这个文人的标志。为了更好地理解休谟，除了确定他至少是最伟大的使用英语写作的哲学家外，我们还需要确定在“文学专家”和“绅士哲学家”这两种身份上，休谟究竟属于哪一种。

 

谁是谁？与大多数的哲学家不同，休谟抓住机会（尽管较晚，最后一个仅是在他临终前）写了自传——或如一位评论家所称的“好奇的回忆录”,他的标题为《大卫?休谟先生的一生》。奥古斯丁曾在他的《忏悔录》中最先开创了这一写作风格，而与休谟同代的卢梭也曾计划写一本类似的“忏悔”书。但是休谟的自传并不是关于忏悔的，而是试图给后代留下一个简明的记录，以便后人可以更好地理解他。这本书从他的年轻时期开始，他说道：我成功地通过了学校教育中的普通课程，早早地确立了对文学的热情，这一直是我人生最大的热情，我有好学的性格和清醒的意识。我的好学、冷静和勤奋让我的家人认为法律是最适合我的；但我发现自己除了哲学和大众知识以外，对所有的事物都极度厌烦。当我的家人想象我正在阅读沃埃和维尼阿斯（Voet和VinniuS是两位当时著名的法学家）的著作时，我实际上却是在偷偷阅读西塞罗（cicero）和维吉尔（vir-g11）的著作。因此，很快就有了一些有趣的事情，但有些秘密很难永远被隐藏。无论如何，在这之后不久，休谟说：“我制订了一个我已经在稳步和成功地追寻着的生活计划。我决心过极其俭朴的生活以应付我那有限的财产，以此确保我的独立性，并且不用考虑任何除了增进我的文学天分以外的事物。”当然，这个计划的第一步是出版一本书。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人性论》的出版是在1738年年底。这本书是休谟在法国中部的拉弗莱舍（La Fleche），在笛卡尔喜欢的一个地方的租住的房间里写就的。那时他还很年轻，25岁左右，在哲学领域还是个新人，所使用的是“法国大师”式的“怀疑的方式”（有很多地方提到笛卡尔）。他在书的开头说，这是“一个把理性的实验方法引人道德问题的尝试”。因为（休谟曾宣称）世界上只有两种真正的知识：从经验和实验中获得的知识，还有从理性检验中获得的知识。其余的知识都值得怀疑。确实，休谟非常坚持这一点：

对于我们拿在手里的关于神学或形而上学的书籍，我们如果问，它包含任何涉及数量和数字的抽象推理吗？不包含。它包含任何关于涉及事实和存在的理性实验吗？不包含。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些书丢到火里烧了，因为它除了诡辩和幻想外没有任何东西。在摒弃了科学、伦理之后，休谟指出没有任何过往的经验能够提供有关未来的信息，正如没有数量的事实证据可以决定一个道德问题。正如他所说的，“是”永远不意味着“应该”。而后来在这本书的新版本中，休谟解释说，他追求的那些可以“被确定的”哲学。从某个独特的视角上看，这令人回想起了《沉思录》中笛卡尔发出的警告。休谟论述着自己不安的哲学，以及从他自己的思想中产生的感受：

我首先对我在自己的哲学中所处的孤苦寂寞的境地感到惊恐和迷惑，我设想自己是一个奇形怪状的妖物，不能融合于社会之中，断绝了一切人间的来往，成为了一个彻底被遗弃了的、心中忧郁的人。我很想混入人群之中，获得保护和温暖；我自惭形秽，就是没有勇气与人为伍。于是我招呼他人来与我为伍，组成一个团体，但是没有一个人听我的话。每个人都退避三舍，，淇怕那个四面袭击我的风暴。我已经受到一切哲学家、逻辑学家、数学家，甚至神学家的嫉恨，那么，我对自己必然要遭受的侮辱还有什么惊奇吗？我对他们的哲学体系，已经声明不赞成，那么他们如果时我的哲学体系和我个人表示愤恨，我还能惊异吗？当我四面展望时，我就预见到争论、反驳、愤怒、垢骂和毁谤。而当我反观内省时，我也只发现怀疑与无知。举世都联合起来反对我，驳斤我，虽然我自己已经是那样脆弱，以致我觉得，我的全部意见如果不受他人赞同和支持，都将自行瓦解和崩溃。每走一步，我都感到踌躇，每重新反省一次，我都害怕在自己的推理中发生错误。

这是一个走在孤独道路上的勇敢的哲学家。今天，研究休谟的学者把《人性论》看作是一部伟大的著作，“在某种程度上是最重要的用英语写成的哲学著作”。

唉，休谟本人后来公开抨击他的这部“幼稚的作品”，并说学者们对这本书的持续关注对他来说是不公平的，“这一做法违反了所有的坦诚和公平交易规则”。这一说法也与他1740年所发表的意见不同，当时他声称非常渴望改正自己的错误并祈求他人能够发现自己过去“未能发现的细节”。

休谟在写给爱丁堡（Edinburgh）的自然哲学教授约翰?斯图尔特（John Stewart）的信中首次坦承：

我应该承认（无限的物质）是一个极大的错误，即在我出版的这一本书中，假装发现了所有创新的哲学部分，那是在我25岁的时候。而最重要的是，可能是我当时的青年热情使我对这么多的不足都没有耐心地审查。实际上，虽然有一个详细的被称为“摘要”的评论，那是在《人性论》出版不久之后休谟自己写的。但无论如何，我们都理应尊重他的意愿，他不想把对这本书的总结的机会留给他的对手。包括威廉?沃伯顿（William Warburton）在内的很多著名人物，都曾写信对休谟的出版商说：

你经常告诉我这个人如何的有道德和美德，如我所知的，他可能会有很多。但让我告诉你，我从不知道谁会有如此的恶习，如此罪恶的心灵和身体。

 

同样，詹姆斯?比蒂（James Beattie）看到他的作品后说道：“愚蠢的努力和积累，为自己错误的活动不安，却声称自己是睿智的。”而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严厉地称休谟是说谎话的“笨蛋”和“无赖”。而直到1756年，休谟的对手仍然没有足够的证据将他告上爱丁堡的教会法庭。

他们认为休谟坚信：

第一，所有的区分美德和恶习的标准都是虚构的。

第二，没有什么比在公众的利益上建立的正义更加坚实。

第三，通奸是非常合法的，但是有时也是无益的。

第四，宗教和牧师们正在危害人类，并总是以高度的热情和迷信的借口行事。

第五，没有证据证明基督教是神的启示。

第六，所有基督教中最好的模式就是天主教，只有疯子和狂热者才会对其进行改革。

他们的愤怒是如此的大，因为休谟看上去不是一个正常的信徒，他的不可知论多于无神论。事实上，多年以后，休谟在巴黎的一个晚会上宣布，他从来没有遇见过一个真正的无神论者，并质疑这样的人的存在。而他的主人霍尔巴赫男爵（BarondHolbach）则坚定地回答说，他正与17个这样的人在一起共餐。无论如何，可惜的是，这至少给了休谟对文学争论的渴求。当时的教会已经听够了这样的审判，当局拒绝继续“一个如此深奥而形而上学的主题”。假如这些人认为这会令休谟放弃对自己理论的宣传，那么他们注定要失望了，因为休谟早已进人他的下一个出版项目，史诗般的6卷本《英格兰史》（History of England）。这本出现在1754年和1762年的书成为了18世纪最畅销的书之一，而它带来的金钱使休谟第一次获得了经济上的独立。《大不列颠史》经过100多个版本的更新，直到19世纪仍在被人们使用。当最后一卷出版的时候，休谟已经收到了足够多的版税，如他在写给他人的信中写的那样，他搬到了爱丁堡：

大约7个月前，我有了自己的房子，并组成了一个普通的家庭，头儿是我自己，还有两个粗俗的成员，一个女佣和一只猫。我的妹妹也已经加入了我的家庭。我坚持节俭，因此我觉得自己能获得清洁、温馨、轻盈、充足和称心如意。你还能要求些什么呢？独立？我有一个最高的学位。荣誉吗？这并不是完全需要的。优雅？这将会准时到来的。一个妻子？这是所有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书籍？这就是其中之一，我的书多得看不完。总之，我无法找到任何我现在拥有的以外的乐趣，除了任何哲学上的成就，我可以很容易得到满足。

至于休谟的崇拜者，如某些匿名的作家，他们对休谟的著作的评论至少是积极的，这些评论的作者要么是他们自己，要么是他们的朋友。一篇匿名发表在《每周杂志》（Weekly Magazine）〔或者叫《爱丁堡娱乐》（Edinburgh Amusement）］上的作rI7认为，休谟对当时的历史性写作手法并不感兴趣。

而其他人的想法则不一样，就像一位名叫福克斯的先生抱怨休谟的那样：“他是一个优秀的人，还有一颗坚强的心，但他对国王和王子的偏爱这一点却是不能容忍的。在我看来很可笑，这更像是女人和孩子对国王愚蠢的钦佩，而不是一个哲学家所发表的正确或者错误的意见。”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在写下有关这段历史评论的时候，休谟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他再也不会被激怒，穆勒赞赏休谟的学识，并对他的诚实感到痛惜，他说道：

他的推理令人惊讶地准确，但他推理的目的并不是要获得真理，而是表明它并不是无法实现的。他的思想也完全沉浸在文学之中，他的文学教导人类了解他们的幸福和痛苦的原因。但文学是没有真理的，其目的只在于激发情感。

不久之后人们的评论是这样的：“休谟写的斯图亚特王室的历史要求只被理解为受人景仰……但总的来说，他可被视为最优秀的天才，他的书也显然是当代最伟大的历史作品。”而当时伦敦最大的书商米勒（Milar）先生也认为，这本书很快就成为了“上层人士”中“最受欢迎的作品”。但随之而来的则是羞辱，在1763年6月，当时苏格兰首相任命的另一位苏格兰历史学家威廉?罗伯逊（William Rohertson）——苏格兰的皇家史官——献言给国王，为休谟发放养老金。养老金！为本世纪最伟大的作家！荒谬！因此，休谟又回到了法国。

在法国，休谟先生的确受到了很高的待遇，并引起了一阵轰动。他被贵族和他们的女人争相邀请，但这还不是全部，有人看到勒格罗斯大卫（Le gros David）接待他，并一同在他们的包厢里。另一位来访的英国勋爵记得他总是会在歌剧院里碰到“休谟那宽阔而无表情的脸”。如果说休谟在爱丁堡只有一个女佣和猫的家庭，那么在巴黎他则被众多的仰慕者包围着。在这个独有的法国沙龙中，才华横溢的女人都想要获得他的青睐。比如伊皮奈（d Epinay）夫人曾描述了一个奇特的场景，他们要求这位著名的哲学家运用口才竭力勾引两个漂亮的女性奴隶。他于是改头换面坐在沙发上，坐在这两个美丽的女人旁边，按照指示说道：

他弯下膝盖，捶打着自己的胸部，但是他什么也没做，只是说着：“好吧！小姐们。好吧！你们就在那儿!”他重复进行，直到他用尽了力气使得所有人都接受。

休谟自己则在给一位历史学家的信中对这段情景写得更暖昧：

我只能说，除了神的食物我什么都没吃，除了花蜜什么也没喝，除了香味什么也没闻到，除了花什么也没糟蹋。我遇见的每个男人，还有更多的女士，都会觉得对我长篇的赞美是最不可缺少的义务。他弯下膝盖，捶打着自己的胸部，但是他什么也没做，

只是说着：“好吧！小姐们。好吧！你们就在那儿！”

在沙龙，休谟被介绍给了一些评论家、作家、科学家、艺术家和法国启蒙运动的哲学家。而女主人则是一位美丽、聪明、善良的名叫布夫莱（Boumers）的夫人，在其客厅里挂着一面巨大而耀眼的镜子。而休谟和布夫莱夫人之间同样反射着虚假的光泽。布夫莱夫人奉承休谟为天才，宣称和他在一起使得她“厌恶大部分的人，却又不得不跟他们在一起”。而休谟则在回答中说道：“唉！为什么我不能靠近你，这样我就能每天至少看到你半个小时！”

事实上，休谟特别感谢法国接受他成为其中的一分子，他的本性是好的。然而，即使是在他幸福的顶峰，他的天空还充满着疑云。

这一事件是最著名的哲学故事之一，所有的细节都被广泛讨论，甚至包括在最新的书籍上，如十分受欢迎的、非常翔实的卢梭的《狗》。在这里，大卫?埃德蒙兹（David EdmondS）和约翰?埃迪诺（John Ei-dinow）认为休谟在事件中是无辜的，他确实是一个悲惨的受害者。但现实情况则更加复杂。

主要事件非常清楚。当大使赫特福德勋爵（Lord Hertford）的位子被他人取代之后，休谟的度假突然结束，他将返回英国，这对他来说是一个无情的打击。但实际上，更为不幸的是来自一个显然无伤大雅的请求，来自他最喜欢的女主人布夫莱夫人，她想要他帮助一名当时非常贫困的作家。实际上，这不是别人，正是法国哲学家卢梭。两位从未见过面，但有几次祝贺彼此的信函，卢梭询问休谟是否可以帮助他在英国寻求政治避难。休谟又怎么能说不行呢？这两个哲学家终于在1765年的12月于巴黎见面。卢梭欣喜若狂，他对休谟这样写道：“你的伟大的意见，你的惊人的公正性，你的天才，你会远远高于其他的人类，如果你不再像以前那样，你依然是善良的。”休谟则写下了非常庄严的赞美，将卢梭与苏格拉底进行比较。

但是请注意，就在休谟、卢梭动身去英国的前一天晚上，休谟拜访了霍尔巴赫男爵作最后告别。而男爵却警告他远离卢梭，他告诫说：“你不知道那个男人。我可以清楚地告诉你，你是在用自己的胸脯温暖一条毒蛇！”

最初还是一切顺利。在抵达伦敦后，卢梭不仅成为了一个伟大的小说家，还成为了一个著名的激进派！伦敦的报纸欢迎这位客人，休谟和他的读者都对卢梭抱以宽容的态度，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们对顽固、专制的法国窃笑不已。

与休谟一同出席过许多宴会的查理蒙德（Charlement）勋爵，他曾对休谟作出了最精彩的描绘：

 

他的脸宽大肥胖，他的嘴很宽，没有什么比这更能体现愚蠢的了。他的眼睛茫然，无精打采。他的发音带着最可笑的苏格兰口音，如果是法国口音，是的，如果可能的话，那会是更可笑的。他从不花心思在自己糟糕的穿着上。尽管休摸现在看上去已经接近50岁了①，但他是健康的，坚强的，可他的身体和力量，远远无法和男子汉的美貌相提并论，他有的只是质朴的外观。他的制服使他更加尴尬，因为他的穿着就像是一个杂货店的老板。

这些令人伤心的对比似乎始终无法脱离休谟。即使当他自称他对卢梭这位法国朋友怀有永恒的爱，并写道：“我从来没有见过如此随和的人，他是温和的、温柔的、谦虚的、深情的、无私的，而最重要的是，他被赋予了内心里最高程度的敏锐。”可是，他告诉他的苏格兰同胞和他的一些亲戚的却是另一个不同的故事。当他返回伦敦一周之后，他写信给他的堂弟约翰?休谟（John Hume）-“苏格兰的莎士比亚”（Scottish Shakespeare）——称哲学家卢梭是甘愿“受他的狗和他的情妇统治的人”。

休谟接着预测卢梭在英国乡村的生活将是不幸的，“因为他确实总是会处在各种糟糕的情况之中”。他将完全没有职业，没有同伴，几乎没有任何娱乐。他在他的生活中已经完全放弃了阅读：他看不到新的东西，也不再有好奇的观察或言论。确切地说，他不再进行学习。没有多少知识：他只是觉得，在他生命的全过程里，他的感性已经超出了我所看不到的地方——但这还给了他一种痛苦。他就像一个不仅被剥去了衣服，而且还被剥去了皮肤的男人……

然而，卢梭贪婪而广泛地阅读着，同时也在写他的《忏悔录》，这本书将成为欧洲最具影响力的文学作品之一。当然，他喜欢乡下。事实上，他在他的新房子里很快就遇到了植物学家波特兰的公爵夫人（Duchess of Portland），他们一起度过了许多快乐的时光，比如一起去进行野外的植物调查。卢梭没有被“剥去皮肤”，相反，他的创造力像以往一样旺盛，而休谟则在作着思想斗争。

最初进人伦敦并安顿下来的卢梭不得不与斯特兰德（strand）附近的两个苏格兰女房东住在一起，当时的伦敦在其工业化的高峰时期，卢梭形容那里充满了“黑色的蒸汽”。幸运的是，这只是一个临时的安排。不久，休谟发现卢梭住在奇西克（Chiswick）附近的一处杂货店旁边，和杂货商詹姆斯?普雷因（James Pullein）在一起。然后，在1766年3月，一个名叫理查德?达文波特（Richard Davenport）的英国绅士为他提供了一处乡村住所，还有一处空的位于斯塔福德郡（stafford-shire）的大楼，即伍顿礼堂（Wootton Hall）。

随后，当卢梭在去斯塔福德郡新家的路上再次看到他的朋友时，表面上似乎一切都依然美好。然而，实际上，卢梭的内心陷人了两难的境地，他不知道是应该感谢休谟的帮助还是应该对这个苏格兰人表示怀疑。最终晚上的见面以失败告终，休谟说自己发现了一辆方便的“马车”可以帮卢梭撤离，并只需支付很少的费用，卢梭则指责休谟对他撒谎。

确实，“发现”是一种技巧，据说休谟这么做是为了让卢梭避免觉得自己欠债太多。但是正如一篇“匿名”的文章（或者可能又是休谟所为或是他的一个朋友）所说，这一把戏激起了卢梭所有的疑虑。

卢梭怀疑这种仁慈的技巧，并指责休谟先生是帮凶。休谟先生坚持他是清白的，并努力转移这一话题。听到答复后，卢梭似乎忧郁地坐了很久，随后他迅速站起来在房间里来回走了两三次，最后用他的胳膊搂住了他那位哲学家兄弟的脖子，泪水打湿了他的脸庞，他哭泣得像个孩子。”我亲爱的朋友，”他一开口便说道，“你能原谅我的这种放肆的言行吗？毕竟现在你已无数次地证明了你的友谊，而我却如此报答你的好意！可你却还在宽恕我，如果你依然当我是朋友，我希望你会发现我根本不值得做你的朋友。”

尽管历史总是得出结论，认为卢梭只是简单的“偏执”，但他仍然有理由在这点上感到怀疑。例如，伯特兰?罗素说过，在他的记忆中，经过他们“不幸的争吵”之后，休谟表现出“令人钦佩的宽容，但卢梭却产生了被迫害的妄想，坚持他受到了暴力侵害”。不过，即使是这样，许多人也一样认为卢梭有他的理由。他是正确的，他怀疑他的信件被截获，被其他人阅读，无论是在英国还是法国的家，他都已经被监视了，关于他的流亡的消息被广泛传播。

其中令人伤心的是普鲁士国王的一封讽刺信，信里嘲笑他是前所未有的难民，还向他提供了避难的瑞士法郎，他挖苦道：“如果你想要新的不幸，我作为国王，可以让你得到你想要的不幸。”“普鲁士国王”的信传人了伦敦的新闻界，甚至传到了卢梭在斯塔福德郡的避难所。他很不高兴。休谟则认为他本人对这一嘲讽完全一无所知。但是，根据埃德蒙兹和埃迪诺的记载，休谟出席了这一笑话最初出现的晚宴，还有沃波尔（Walpole）大声朗读这封信时的两次聚餐，他也许就是对这封信推波助澜的人。

休谟瞒着卢梭，一直在调查卢梭的财务情况。他曾问过自己在法国的各种有联系的人。布夫莱夫人得知休谟给了她和霍尔巴赫男爵相同的差事。”有什么目的？”她问休谟，“在成为了他的保护者后，你是不会成为他的非难者的。”然而，休谟似乎正有此意。起码目前还没有能证明休谟寻求信息是用来帮助卢梭的证据。相反，休谟自己很清楚，他正在调查：他试图确定卢梭到底是否是一个富人却自称为乞丐！而真相是这样的，据历史记载，卢梭直至1767年5月离开英国的时候，他还不得不出售他的餐具以支付车费。

到目前为止，卢梭认为他已经看穿了阴谋的中心，在这张大网的中心盘踞着的恶毒的蜘蛛，正是他所谓的朋友休谟。在1766年6月23日，他写信公开了自己的怀疑：“你没有很好地隐瞒住自己。我理解你，先生，你也知道这一点。”他阐述了事情的本质：“你把我带到英国，显然是为了让我获得一个避难所，而实际上，这是对我的侮辱。但对于你自己而言，你却通过崇高的努力与热情展示了你的价值和天赋。”休谟看过信之后非常震惊，也许还有点害怕。他呼吁朋友们反对这个“可怕的、忘恩负义的、凶猛而疯狂的人”。

令人担忧的是，以休谟的观点来看，这封信潜在地损害了卢梭作为作家的声誉。毕竟，他的原告在欧洲是最著名的作家之一，据说，这位原告的书在巴黎的商店是按小时为时间单位来出租的！休谟写信给另一个爱丁堡的朋友，修辞学教授休?布莱尔（Hugh Blalr）,“对一个有才华的人的任何争议都是危险的”。

休谟的最初反应是要求卢梭对信中描述的“阴谋”查明指控并提供证据。卢梭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简短而又中肯：“先生，我得承认这一指控是对你这唯一的人：你自己。”至于“证据”的问题，在1766年7月10日，卢梭提供了一份带有63段“事件”内容的起诉书。

这一起诉书勉强合乎法律，但引人注目的是其中显示了一个小说家对戏剧的热爱。最核心的指控之一就是卢梭声称，在从巴黎一起前往英国的路上，他听到休谟在睡梦中喃喃自语：“我摆布着卢梭。”卢梭模仿他所谓的“四句恐怖的话”——“一夜还没过去，但我认为我听到了'我摆布着卢梭’这几个字在我耳边响起，好像就是在刚才说的一样。是的，休谟先生，你摆布我，我知道，但只有那些身外之物……你摆布着我的名誉，也许还有我的安全……是的，休谟先生，你摆布着我生活中所有的关系，但是你无法摆布我的美德，我的勇气”。

休谟一直缺乏卢梭的风格。相反，他不停地对付着起诉书中一项又一项的起诉。这是他最终用来作为对自己的阐述的基础。

尤其在法国，卢梭有着非常高的声誉，休谟担心公众关注的后果。因此，休谟对卢梭进行了日益激烈和绝望的诽谤运动。他的第一个小册子名为《休谟先生和卢梭先生之间争端的简明公正的阐述》，这本小册子发表在法国（由卢梭的长期敌人编辑），并在巴黎送给他的朋友。休谟避免与布夫莱夫人直接接触，因为他怀疑她，而实际上也的确是这样。休谟将卢梭描述为一个奸诈的坏人，“黑心人、流氓、痞子”，这些都迅速地成为了时尚画廊和咖啡馆的主要谈论话题。

信件显示出休谟的敌意和绝望。根据休谟在给达朗贝尔（D'Ale-mbert）的信中所说，卢梭暴露出“他肯定是最黑心的，最残暴的恶棍，在现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和他相比”。他在信中对卢梭的攻击措辞使得达朗贝尔毁掉了信件，并在回信中希望休谟能够保持温和。

事实上，即使在英国，《每月评论》（Monthly Review）所谓的“两个著名天才之间的争吵”的新闻报道也并不符合休谟的要求。当卢梭常年的敌人伏尔泰要求排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l）支持休谟对抗卢梭时，排特烈大帝说：“你是问我眼里的卢梭？我认为他是不幸的，应予同情的。”并略带责备口气地说：“只有拥有堕落的灵魂的人才会在另一个人摔倒的时候再踢上一脚。”可是这并不是休谟期望的，如他开始要求布夫莱夫人的那样：“对玩笑善意的嘲弄，在公众报刊中大量渲染，一切的一切都是针对这个不幸的人。”

埃德蒙兹和埃迪诺审核了这件事的细节，他们不知疲倦地详细查询资料，最后得出结论，休谟对此事的处理是“充满恶意”的。有人说休谟的信是“真理和谎言”，例如，他曾称卢梭是最黑心的人，他证明了卢梭花费两个月的时间来策划如何羞辱他，并说国王乔治三世对卢梭“很有偏见”。之后卢梭回到法国的保护下，休谟甚至写信给布夫莱夫人建议，“为了他自己”，卢梭最好是被当作疯子锁起来。

评论家迅速地讽刺道，所有的这一切，都显示出休谟将理性看作是自己激情的奴隶。虽然这听起来有些轻蔑，但是当然休谟确实写过“理性是而且应该是那样”。只是，如果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躲在计谋和笔名里，在这里他也不至于被错判为矛盾了。

休谟自己呢？他真的应该被看作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还是如他自己所说的是一个“文人”（literary man）？他自称是一个道德问题专家，但作为一个有道德之人，他是否对卢梭施加了阴谋和折磨？或者如他死后亚当?史密斯（Adam Smith）对威廉?斯特拉森（William Strathern）描述的那样：

的确，他的秉性也许比其他任何人更愉快，如果我能被允许这样说。即使在他没有财富的时候，他的伟大和必要的节俭也从未影响到他的慷慨和施舍……他的极端温柔的性格有着稳定性和坚定性。他不断开着玩笑，温柔而又有着良好的幽默，精致而又谦虚，甚至不带有丝毫的怨恨，因此他往往是其他人机智的来源……他有着最广泛的学识，最深刻的思想，并在各方面都有着最全面的能力。在整个故事的最后，我一直认为他，他的一生，几乎可以说是接近一个完美智慧和道德观念的人。

答案显然不是那样。史密斯的评论是善意的，但不够深人。或许史密斯觉得休谟在谢绝担任爱丁堡的哲学教授这点上有些不好。但是他，或者其他人，都无法对休谟加以指责。或许人们对答案本身的哲理更有兴趣，毕竟，休谟自认是一位自然人类学者，是为了在我们的思想中建立起对这个世界的各种观念——然后将观念变为“客观”。休谟可能既是一个冷酷的阴谋者也是一个情绪化的好人，既是激进派也是保守派，既是纯粹的思想家也是一个肤浅的人。或许正如最后他给自己，或者说给年轻的自己所写下的评价那样：

思想是一种表演，一幕又一幕的表演相继登台，并在一个无限多样的姿态和情况下混合在一起。不管我们对自然的理论想象的如何简单，在任何时刻，它都不会是看上去的那么简单……

华而不实的注释:际上，根据那时的记载，休谟虽然只有30多岁，可是看上去却有50多岁的样子。当休谟带卢梭来到伦敦时，他看上去就像50多岁的人，所以难怪他给人这种感觉。然而，朝气勃勃的卢梭仅比他小l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