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和腐化

腐化是指国家官员为了谋取个人私利而违反公认准则的行为。显然，在所有的国家都存在着腐化。但同样明显的是，某些国家中的腐化现象比另一些国家中的腐化现象更普遍；某个国家处于变革时期的腐化现象比该国在其它时期的腐化现象更为普遍。大致看来，有理由认为，腐化程度与社会和经济迅速现代化有关。18世纪和20世纪美国政治生活中的腐化现象好似就没有19世纪美国政治生活中的腐化现象那么严重。英国亦是如此，17世纪和19世纪末英国政治生活看上去就比18世纪的英国政治廉洁些。难道英美在上述时期内政治中的严重腐化现象和其时工业革命的冲击、新财源的开发和新权力的创设、新兴阶级的出现及其对政府的新的要求等等，仅仅是一种偶然的巧合吗?美英两国政治制度在上述各自的政治腐化时期内受到了严峻的考验并遭到一定程度的腐蚀。当然，腐化乃是缺乏有效的政治制度化的一种表征。公职官员没有自律感，缺乏操守，妄取份外之利，不尽职内之责。腐化现象可能在某些文化中比在另一些文化中更普遍，但在绝大多数文化中，腐化现象在现代化进程的最激烈阶段，就会最广泛地蔓延于整个官场。大西洋两岸政治发达的现代化社会中的腐化现象和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社会中的腐化现象，在程度上可能存在着差别，这种差别主要反映了两大地区之间有着不同的政治现代化和政治发展过程。军人政府和革命运动领袖们所咒骂的自己国家中的那种“腐化”，实际上就是在咒骂他们国家的落后。

为什么现代化滋生腐化呢?原因有三。首先，现代化涉及到社会基本价值观的转变。具体地说，价值观的转变意味着社会内部的集团会逐渐接受天下平等和以成就量人的那些规范，意味着出现个人和集团对民族国家的效忠和认同，还意味着所谓对国家来说，公民享有乎等的权利并应尽平等的义务这一假定概念的传播。当然，这些规范通常首先被学生、军官以及那些在外国接触到它们的人所接受。然后，这些集团就开始用这些新的、外来的规范来判断他们自己的社会。那些按照传统规范是可以被接受并合法的行为，在这些现代人士的眼里就成了不能接受的和腐化的行为。因此，处于现代化之中的社会中的腐化现象，在某种程度上与其说是行为背离了公认的规范，还不如说是规范背离了公认的行为方式。这种判断是非的新标准和尺度至少把某些传统行为谴责为腐化。一位学者在谈到尼日利亚北部时这样说道：“英国人认为腐化的东西和豪萨人认为带有压迫性的东西，在富拉尼人看来，两者都是必要的和传统的东西”。再者，给旧标准打上问号会摧毁所有标准的合法性。新旧规范的冲突为个人创造了以这两种规范所不承认的方式进行活动的机会。

判断腐化与否，首先需要基本承认公职和私利之间的区别。如果某一社会在文化上对国王作为个人和作为国王这两重身份不加以区别，那就无法指控国王动用公款即属腐化行为。只是到了现代社会的初期，在西欧才逐步引出私囊和公款的区分。这种区分的某些概念是辨别国王的行为是正当还是腐化所必须的。同祥，根据许多传统社会的传统法典，一个官员有责任和义务向他的家庭成员提供奖励并安插职位。这就无从区分官员对国家的义务和对自己家庭的义务。只有这种差别逐渐被社会内部占统治地位的各集团所接受，才有可能断定上述官员的行为属于裙带关系或腐化。的确，实行以成就作为量人标准会刺激人们更加注重家庭的概念并且更感到需要保护家庭利益免受外来的威胁。这样说来，腐化也就是现代化带来的对公共福利和私人利益加以区别的产物。

其次，现代化开辟了新的财富和权力来源，从而进一步助长了腐化行为，因为这些新的财富和权力的来源与政治的关系，在该社会启统治地位的传统规范中没有明确的定义，处理这些新旧财富和权力的来源的现代规范也没有被该社会内部居统治地位的集团

所接受。从这个含义上来说，腐化是握有新资源的新集团的崛起和这些集团为使自己在政治领域内产生影响所做的努力的产物。腐化也许是通过非正常渠道将新兴集团吸收进现有政治体系的一种手段。因为该社会没能以尽可能快的速度为此目的提供合法而可能被接受的手段。在非洲，“腐化在掌握政治权力的人和拥有财富的人之间架起了一座挢梁，使这两个在非洲民族主义政府初期明显有距离的阶级得以相互同化。”新兴的百万富翁用金钱在参议院或贵族院为自己买到了席位，从而成为政治体系的参与者而不是该体制离心离德的反对派，倘若他们无从获得机会去腐化该体系的话，他们确能变成这种反对派。同样，新近获得选举权或新入境的移民也可以借助他们的投票权利从当地政治机器中换取就业和好处。这既是穷人的腐化，也是富人的腐化。一方用政治权力去换取金钱，另一方则用金钱去换取政治权力。但两者都是通过出卖某种公物(一张选票或是一官半职或是一项决议)来达到的

第三，现代化通过它在政治体制输出方面所造成的变革来加剧腐化。现代化，特别是处于后期现代化之中国家里的现代化，涉及政府权威的扩大和各种各样受制于政府的活动的增加。尼日利 亚北部，“在政治集中化和政府职能增加的豪萨族中，压迫和腐化亦随之加剧。”正如麦克马伦所指出的，一切法律都会使某个集团处于不利的地位，这个集团最终就变成潜在的腐化根源。这样，各种法令的增多也就使腐化的可能性增大。在实践中，这种腐化的可能性在多大程度上能变为现实，基本上取决于这些法令享有多大程度的民众支持，要看违法而能逍遥法外的难易程度以及违法所得的好处有多大。贸易、海关、税收方面的法令和管理那些牵涉面广而又有利可图的行当，诸如赌博，卖淫和贩卖烈性酒等方面的法令，就成了刺激腐化的温床。所以在一个腐化成风的社会里，采取严厉的反腐化的法令只会增加腐化的机会。

在处于过渡阶段的国家里，追随现代价值观念的集团在开创时期常常会走极端。正派、诚实、以天下为重和荣誉等理想被推崇到如此地步，以致新派的人士和集团会把他们社会中存在的那些在更加现代化的社会里被认为是正常的，甚至是合法的行为斥之为腐化行为。对现代思想行为的初步接触往往造成不合情理的清教式的标准，这种标准甚至会像在真正的清教徒中间一样严厉。此种价值观念的升华导致否认和拒绝在政治上是必要的讨价还价相妥协，从而促使将政治与腐化等同起来。倘使一位政客保证，如果能当选，他将为某一村子的农民建造一条灌溉渠，对于一个介身现代化之中的狂热分子来说，这和在选举前用金钱收买村子里每一个选民的选票的做法是一样的腐化。主张现代化的精英分子都是民族主义分子，他们强调，全社会的普遍福利是压倒一切的。所以像在巴西这样的国家，“出于私方利益去影响公共政策被认为是卢梭所谓的内在固有的‘腐化’。同样，政府的决策如果适当照顾了社会上某些特定的要求和压力，就会被认为是‘蛊惑’”。在巴西这样的社会里，主张现代化的分子把为了报答朋友或是安抚批评者而去任命大使，或者为了换取利益集团的支持而去确立政府的计划项目，一概斥之为腐化。反腐化走向极端便会采取狂热的、激烈的清教徒形式，这是大多数革命政权和一些军人政权的特征，至少在他们掌权初期是如此。但矛盾的是，这样狂热的反腐化心理状态最终会带来和腐化本身类似的效果。两者都向政治的自主性提出挑战：一个以私利目标取代公益目标，另一个则用法律技术价值去代替政治价值；在处于现代化之中的社会里，标准的升格以及相伴而来的贬低和排斥政治表明，现代性的价值观念战胜了社会的要求。

在一个国家里要肃清腐化常常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要降低衡量公职官员行为的准则，另一方面则要使这些官员的行为大体向此种准则看齐。这样做，行为和准现虽都有所失，但却能获得准则和行为在总体上的更大合谐。这样一来，某些行为就逐渐被认为是政治程序中正常的部分，是“真诚”的而非“欺诈”的，与此同时，其它类似行为则可能逐渐受到人们普遍谴责并加以回避。英国和美国都走过这样一段路，前者认可了爵位可以出卖而大使头衔则不行；后者认可了大使头衔可以出卖而法官职位则不行。“于是美国政治”，一位观察家指出，“就成了一个混杂体：政治上任人唯亲的程度大大缩小，用金钱贿赂高级公职人员的现象基本消灭。但同时，美国公共生活中的大部分领域迄今基本上仍是原封未动，几乎无法改革。在一个领域内被斥之为腐化的行为，在另一个领域内则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社会内部这种区别对待能力的增长就表明，该社会正从现代化向现代性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