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荡者卢梭

科学、文学、艺术都是“坏的”，它们是侵蚀道德的腐独性液体，而不是巩固它们的基础。它们有助于形成占有、贪得无厌的文化，将人们引向冲突、奴役和征服的航道。

在罗素的《西方哲学史》中最有趣的文章之一，就是关于卢梭的。事实上，罗素似乎已经成为了研究卢梭的专家。尽管如他曾宣称的，卢梭不是“我们现在所谓的哲学家”。或许他能被称为是启蒙哲学家，但绝不是一位普通的哲学家。甚至（罗素感慨道），卢梭“对哲学有着强大的影响力”,“卢梭是有着众多美德的思想家，我们必须把他的重要性看作是一种社会力量”。罗素认为，是卢梭发明了“假民主专政”,这一政治哲学直接影响了希特勒，其他人把卢梭和自由、平等、博爱联系起来。

尼采——希特勒最喜欢的哲学家——就是这样。按他1887年秋季所写的笔记所描述的，尼采为“废除奴隶制并宣扬人们平等”而感到惋惜，并谈到了他反对卢梭和他的人性善的观念。这是一种哲学理论的派生，尼采宣称，“它出自对贵族文化的仇恨”。而相比之下，罗素则认为卢梭更加注重感性（sensihilité）——一种以感觉来取代计算的生活方式。感性也使卢梭成为诗歌、艺术和哲学领域中浪漫主义（Ro-manticism）的奠基人。

对历史学家来说（如果不是对认真的哲学家来说），幸运的是，卢梭的故事在他自己的《忏悔录》中已经交代得再明白不过了。这一说法并不是非常正确，但起码非常有趣（不像其他许多人的回忆录）。事实上，最有趣的一些方面是讲述他自己是一个多么邪恶的人。不同于奥古斯丁式的力求找到他的日常生活中存在的邪恶的细节（偷梨的贼为其朋友的死感到难过，等等），他记录的则是令人震惊的自私行为，比如他“伪造”并转换成天主教身份（为了得到一个住所），他说谎指责家庭里的一个仆人（为了隐藏自己盗窃的行为），还有他遗弃了不是一个（偶然事件）或两个（变得更不小心），而是五个孩子的行径。

他承认每一项邪恶的行为——实际上，他很迷恋这些（他在自己人生的不同阶段曾多次这么做），他逃离家乡日内瓦（Ceneva）——这里当时是加尔文教的中心，为的是避免当他舅舅的学徒。他寻找容易上当的天主教神甫。后来据他回忆道，他说出任何话时都要装出神圣的样子，同时又感到“内心的强盗行为”。

在他谴责了那个可怜的女仆人之后，他被送到了天主教神甫那里，但他却设法诱骗到了一个富有的贵妇，他从她那里偷走了一条带有银制纪念章的漂亮的缎带。他发现自己的反应在心理感觉上特别有趣，他写道：我从来就不是邪恶的，在那个残酷的时刻，当我指责这个可怜的姑娘时，我是矛盾的。但它是我真实的感情，我对她的感情或许就是我这么做的原因。她出现在我的脑子里，于是我就将我的过失丢到了首先出现在我脑子里的人身上。

卢梭的故事都说明了细节。女主人死后，没人注意到他曾拿走那些漂亮的东西。然而：总之，什么也没有丢失，除了一条粉红色的破旧的缎带。虽然我能拿到其他更有价值的东西，但这个丝带诱惑着我，于是我便去偷了。由于我没有采取任何措施隐藏这些小饰品，很快缎带就被发现了。他们立即知道了这件事并询问我——我犹豫了，最后说道，“这些是马里昂（Marion）给我的。”

他继续说着，并描述马里昂（一位年轻的在厨房做汤的女仆人）：马里昂不仅漂亮，而且有着只有在山区才能找到的新鲜的颜色，首先是一种谦逊和甜美的气质，这使人们无法忽视她的感情。她是一个好姑娘，善良、正直、忠诚，听证会上的每一个人都惊讶于她的名字。他们并没有因此减少对我的信任，他们认为有必要证明我们两个人谁才是窃贼。马里昂被送往法庭，当时有许多人在场，其中一位是鲁克伯爵（CountdelaRoque）：她到达后，他们给她展示了那条丝带，而我则大胆地指责她，她依然混乱和无言，看着我，如同看着一个放下了武装的恶魔，但我的心仍然是野蛮的。

像奥古斯丁一样，卢梭沉迷在自己的邪恶里：最后，她坚决地否认，但她没有生气，劝我做回我自己，而不是伤害一个无辜的女孩。可是由于我地狱般的无耻，我对着她的脸证实了我的指控，这个可怜的女孩大哭起来并说着：“噢，卢梭啊，我还以为你有一个良好的品德！现在我很伤心，但我还是不会站在你的立场上。”

卢梭还提到了她的温和，“我确实伤害了她，一方面是我残暴的指控，另一方面是她如天使般的温和。”最终的结果是将他们两个人一同判罪，并指责卢梭以“有罪的心灵去报复无辜的人”，马里昂今后不仅会被怀疑成一个小偷，她还会被怀疑是想勾引卢梭，只是她由于感到羞耻而不愿意承认罢了。

我对让她陷入了最大的罪恶中，可我并不感到痛苦和耻辱（卢梭自负地说），谁又能知道呢？唉！如果我反省之后，还继续使她不高兴，那么我也没有什么必要再让她的想法变得更糟糕了。这一事件时常令我感到有些残酷，即让我睡眠不安。我以为这个可怜的姑娘定会因为我的罪过而责备我，好像我已经认罪了。有时在梦境里，他看见这个可怜的女孩走进他的卧室，责备他的罪行。

当然，除此之外，卢梭并没有受到过更严厉的惩罚。幸运的是，这个世界依然充满了许多愿意亲近这个年轻英俊的流氓的贵妇，卢梭在接下来的10年时间里住在萨沃伊夫人（Madame de Savoy）家里，并在适当的时候成为了她的情人，甚至是在她原来的（更老一些的）相好仍然与她一起生活的情况下。事实上，他们三个人在一起相处得很好：卢梭称萨沃伊夫人为“妈妈”（Maman），并如他所写的那样，期待着有一天，他将继承这个老情人的衣服。

在1743年，他获得了他的第一个正式的工作，法国驻威尼斯大使的秘书。两年后，他遇见了丽瓦瑟（Therese le Vasseur），她是一个在巴黎酒店工作的仆人，而他有时就住在那里。罗素说道，从来没有人知道她身上有什么吸引了卢梭。他还指出，每个人都认为她是“丑陋和无知的”。但在这里，罗素表示了他自己的看法：爱是最起码的不应该遵循合理计算的事物。可从罗素所写的来看，卢梭从来没有一丝一毫地爱过自己的终身伴侣，虽然他教她写字，但她却始终都没有学会，她的母亲和家人仅仅将她看作是一个轻松赚钱的来源。最后，她甚至没有忠于卢梭，而是在自己的后半生去追求“可靠的男人”。看起来好像这种合适的关系对“浪漫主义的奠基人”来说是少有的。

这里有一个詹姆斯?鲍斯威尔（James Boswell）自愿邀请卢梭和他的情妇从法国来到英国的故事，在途中他借机勾引萨沃伊，在他们到达目的地之前，不是勾引了1次，而是13次。这一可怜的英国绅士①的行为也许有助于我们了解卢梭在他受庇护期间对休谟的怀疑（见“多面的休谟”），但起码萨沃伊曾警告过鲍斯威尔。她称他的调情是单纯的，尽管后来她给了他一个教训。

到目前为止，卢梭的生活是那么的微不足道。但在38岁时——对许多启蒙哲学家来说是相当大的年龄，更别提普通哲学家了——卢梭经历了一个突然的有着深刻见解的时期。标志性的刺激因素就是第戎科学院（Academy of Dijon）的有奖征文——《艺术和科学使人类受益了吗？》。

一连串好的想法来到卢梭的面前，卢梭在他的小房间里拼命地写了下来：科学、文学、艺术都是“坏的”，它们是侵蚀道德的腐蚀性液体，而不是巩固它们的基础。它们有助于形成占有、贪得无厌的文化，将人们引向冲突、奴役和征服的航道。每一种的知识都来自一种罪过：几何学来自贪婪，物理学来自虚荣心和空洞的好奇，天文学来自迷信，而道德本身则根植于骄傲。

科学家远远不是我们的救世主，他们破坏着世界，任何进步的观念都是幻觉，这种幻觉使我们离以前健康、简单和平和的生活越来越远。相反地，《论科学》（Discourse on Science）赞扬那种由柏拉图倡导的两千年前的“古代斯巴达（Sparta）的简单的生活”的社会。

这篇论文就像是一股新鲜的空气，吹入了当时陈旧的学术氛围。令人吃惊的是，卢梭因此而获奖，从默默无闻一举成为了名人。他开始采用新的行为模式，使自己的行为更适合他的观点：他喜欢在乡村散步，一个人静静地沉思，他避开了所有的诡辩和技术。他甚至卖掉了手表，说白己不再需要知道时间。

他写了一篇后续的文章，取名为《论不平等》（Discourse on Ine-quality）。但很可惜的，这本书未能获奖，尽管它颇受争议。书中解释说：“人性本善，制度使他们变恶。”这一观点也得罪了全能的教会，包括所有的天主教和新教。在这一点上，他有点像托马斯?霍布斯，他想用某些“自然状态”来推论出某些“自然法则”。霍布斯也一样，他认为即使在健康、智慧、力量等方面上有着明显的差异，人本质上还是平等的。但是，社会中的差异却是这样的：

我们的生活方式极端地不平等——一些人过于劳累，而另一些人无所事事；对我们的欲望和感觉的限制和加强；过于丰富的食物导致消化不良，而贫穷的人则往往没有食物；在深夜，各种荒淫无度的行为使我们兴奋和疲惫……这些罪行在各个阶层的人中都有，并且因此不断地让我们的灵魂受到折磨。

这种差异和不平等还有另一个不寻常的来源。不平等源于财产私有制。在一句著名的短语中，他说：“第一个人圈起了一块地，并说'这是我的’，然后他发现人们很容易地相信了他，这个人就是公民社会的奠基人。”另一个令人难忘的宣告，来自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Communist Manifesto），里面引述了卢梭的《社会契约论》（Social Con-tract）里的话：“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

卢梭说得更好，衡量人的不是他们的社会地位，也不是他们的财产，而是在所有人当中闪烁出的神圣的火花：自然之人（NaturalMan）的不朽的灵魂。

在《社会契约论》和《论不平等》中，卢梭始终主张人应该处于一种自然状态，而远非贪婪，或是恐惧。霍布斯所描述的，实际上是在一个和平、满足的国家里获得真正的自由。自由有三个要素：第一是意志的自由，第二是法治的自由（因为当时没有法律），第三是个人的自由（这也是最后和最重要的）。

卢梭谈道，最初的人如动物般生活。他说，这种说法并不是出于任何贬义，而是指，原来的人只有简单的物质需求。他们不会有任何的言论，当然也没有财产的概念。卢梭指出，霍布斯与洛克都主张不应该在最初的自然状态下发明财产这一权利。通过这一点，我们可以了解，就像我们不能“使一个人在成为一个人之前就成为一个哲学家”一样。（他认为）人们第一次有了财产的概念是始于他们所建造的住所。他还闲聊地提到，即使是性的结合，也是从他自身的考虑出发，它不仅像是一种隐晦的自我独占的方式，更像是一段过目即忘的欲望的插曲，尤其是对于年轻人来说。

卢梭的这种原始状态对于伏尔泰（他曾抱怨说我们被要求“用四肢爬行”）来说简直难以理解。卢梭解释了自我意识发展的变化过程以及人们对私有财产的渴求。在这点上，卢梭的观点与霍布斯著名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观点类似，社会有必要领导人们去憎恨其他的人——出于他们不同的经济利益。但是霍布斯所称的社会契约，实际上是指富人战胜穷人。事实上，富人们甚至没有从中得到任何好处，他们渐渐远离了自然的和谐，毫无必要地离开了原本舒适的状态，就如同穷人在后面推着他们一样。

卢梭提出了两个真理，或者说原则。第一个是对我们自我利益强大的保护本能，第二个是看到任何其他生物被毁灭或受到痛苦时自然的厌恶。而他自己的生活则充分体现了第一个真理（原则）。为了说明第二个，他浪漫地回忆起了在进人屠宰场时听到的“牛的悲鸣声”，以及所看到的“发抖的动物们”，因为它们看到了自己同伴的尸体。只有自然之人会伤害另一个人的时候，才是他自己需要安宁的时候。

卢梭描绘了一个由富人所提供的社会契约的嘲笑肖像，那个富人想要保护自己的利益，于是他假装关心受害者。这个富有的人保护弱者免受压迫，确保他能拥有并创造一个正义与和平的制度，所有的人都受它的限制。卢梭认为这种解释更有说服力，如他所说的，穷人只要求一点——他们的自由——在没有任何东西作为交换之前自愿放弃自己的利益绝对是愚蠢的。而另一方面，富人则从这种想法中获益。

事实上，人类社会导致人们互相憎恨直至产生利益冲突。人们假装彼此互相服务，而实际上却是试图相互利用。我们必须将这归咎于财产制度，还有社会、杀人、贩毒、抢劫以及对这些罪行的惩罚。事实上，这些罪行的惩罚只是限于个人层面上。在以国家为概念的范围内，不平等几乎无处不在。当社会不可避免地沦为暴政和奴役的工具时，就会回到这个循环的开始，所有人再次变得平等。”放弃生命，永垂不朽”,这就是资本主义的财产所有制的逻辑。

只有一个办法能解决这一矛盾，只有一个办法可以使得主权和人民拥有共同一致的利益，并确保所有“公民机器”能够顺利地运作，这个办法就是：人民必须拥有主权。

卢梭标志着哲学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从对权威的持续的哲学研究转向“自由”的不确定性。在18世纪末期，尽管他个人的贵族命运似乎看不到新的道路，但是他的作品已经令当时的价值观完全颠覆。许多人受到启发，当然，也有许多人诅咒他的观点。约翰逊博士（Dr.John-son）曾谈及卢梭和他的支持者：“真理是一头牛，它没办法产出更多的牛奶，所以他们是徒劳的。”伏尔泰在收到卢梭征求他意见的信后，迅速回信道：我已收到了你攻击人类的新著，谢谢你。从来没有如此聪明的设计，它使我们都看起来非常愚蠢。读过你的书后，我们就应该用四肢爬行。但我已经习惯直立行走并持续了超过60年，不幸的是，我认为现在恢复这一习惯是不可能的。

在1754年，成名的卢梭应邀回到了他的祖国，再次成为了日内瓦的“公民”。卢梭对此感到非常高兴，并重新回到了加尔文教的怀抱。他将《论不平等》和《社会契约论》都奉献给他'旧内瓦自由的同伴们，以及杰出的和最受尊敬的统治者阁下”。

但他与日内瓦市民的关系很快就变得恶劣起来，而部分原因就是伏尔泰。当伏尔泰力争解禁戏剧演出时，卢梭（尽管他自己写出过令人赞赏的歌剧）则公开谴责戏院是违反白然和美德的。1762年，《社会契约论》由于被指责腐坏人们的道德而在日内瓦城市广场被公开烧毁。

卢梭逝世于1778年，与他的批评家伏尔泰同年，或许是他亲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但也是因为当时绝望和孤独的情况下。不管怎样，正如歌德所说：“一个伏尔泰和卢梭的时代结束了，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华而不实的注释。鲍斯威尔曾说道：“大多数恶棍看上去都是文质彬彬的：他也许会很有绅士风度地去勾引他朋友的妻子，或许会很有绅士风度地耍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