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的腐化的效应

腐化的效应和原因与暴力冲突的效应和原因是彼此相似的。两者都受到现代化的鼓励；都是政治制度软弱的症兆；都是后面我们将要说到的普力夺社会的特点；都是个人和集团与政治体系建立联系的手段，也确是他们以违反体系通则的办法参与体系的手段。因此，一个社会能容忍腐化的程度高，该社会发生暴力冲突的能量也一定高。从某种角度来看，一种形式的越轨行为的发生，有可能使另一种越轨行为免于发生。但是，更常见的却是，不同社会势力会同时利用自身的能量使各种越轨行为同时发生，以求达到各自的利益。不过，暴力冲突的盛行比起腐化的盛行，给体制的运转构成更大的威胁。对社会公共目标缺乏一致认识时，腐化就成了合法达到私人目标的替代物，而在处理个人或公共利益的冲突时，暴力就成了论战的替代物。腐化和暴力都是向体制提出要求的非法手段，面腐化又是满足这些要求的非法手段。暴力经常是表达抗议的象征性姿态，抗议是无报酬的，本来也没打算要报酬。它是更加极端的离异的征兆。腐蚀警官的人比袭击警察局的人更能认同于现存制度。

像一般的朋党政治或帮派政治一样，腐化给许多集团提供眼前的、特定的和具体的好处，否则，这些集团使会完全被疏离于社会之外。因此，对于维持一个政治体系来说，腐化和改革有异曲同功之妙。腐化本身可能会成为改革的替代物，而腐化和改革又可能会成为革命的替代物。腐化能起到缓解各集团要求改变政策的压力的作用，正如改革能起到减轻各阶级要求改变体制的压力的作用一样。例如在巴西，“政府给工会领导人的贷款使他们放弃了工会提出的更广泛的要求。这种背叛一直是缓解阶级和工会对政府所施加的压力的重要因素。”

在一个社会里，由于现代化所造成的腐化程度当然是传统社在传统社会中的存在，其本身就会助长这一社会中的腐化行为。但是，对于一个相对同质的文化来说，现代化期间有可能滋生起来的腐化量与传统社会中社会层次的分明程度成反比。阶级或种姓结构严密意味着，这种结构具有高度发达的规范体系去调节不同身份的个人之间的行为。一个人归属于自己的集团，当然受这个集团的约束；别的集团对他的言行有合乎常理的期待，对他的不合常理的言行可能会进行制裁，这两方面的因素使人们遵循各种社会规范。在这样的社会里，如果集团之间打交道而不遵循有关的规范，那就会导致个人的极大麻烦和不幸。

因此，封建社会进行现代化时出现的腐化，其规模一定比集权的官僚社会进行现代化时出现的腐化规模要小。在日本就比在中国小，在印度文化中就比在伊斯兰文化中小。直观的材料证明这种看法不无道理。在西方社会，一项分析资料表明，与美国和加拿大相比，澳大利亚和英国的“选举中表现出的阶级性相当高。”政治腐化在前两个国家中比在后两个国家中就普遍得多，魁北克也许是这4个国家中腐化最厉害的地区。所以，“阶级分化越严重的国?  家似乎政治腐化就越少。”同样，在拉丁美洲黑白混血的国家(巴拿马、古巴、委内瑞拉、巴西、多米尼加共和国和海地)，“社会平等程度和社会结构的灵活性”都比印第安国家(墨西哥、厄瓜多尔、危地马拉、秘鲁)或葡（萄牙)西(班牙)一印第安混血国家(智利、哥伦比亚、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巴拉圭)要高。但相应的情况是，相对地“缺乏根深蒂固的上层阶级也意味着相对地缺乏统治阶级治国的伦理道德，没有贵族风范”，因而，“毫无疑问，正是在属于这一类社会种族的国家里，政治欺诈行为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委内瑞拉的佩雷斯?希门尼斯，古巴的巴蒂斯塔，多米尼加的特鲁希略都出身卑微，但他们都在任职期间成了亿万富翁。同样，“巴西和巴拿马向来以更加‘民主’、人人有份的贪污行贿而臭名远扬”。非洲国家腐化盛行很可能要归咎于那里基本上没有严格的阶级划分。“由贫困向富裕和从一职业向另一职业的迅速流动”， 一位观察家谈到非洲时这样说，“阻止了阶级现象的发展，即没有世袭地位或阶级意识。”但是，正是这些流动增加了腐化的机会，加强了腐化的吸引力。同样，在菲律宾和泰国，两者都有着相当流动而开放的社会，社会流动性水平相对来说都比较高，然而，政治腐化的盛行几乎是这两个国家的特色，对这方面的报道，人们不绝于耳。

腐化的形式大都涉及到政治行为和经济财富之间的交易。至于腐化采取哪种形式，这就要看哪种形式容易办得到了。在一个生财有道而做官无门的社会里，占主导地位的腐化形式将是利用前者换取后者。在美国，财富通常是通向政治权势的道路，而想通过当官去发财则找错了门。反对利用公职谋取私利的规定比反对利用财富获取官职的规定要严厉得多，而且人们也普遍遵守这些规定。美国的内阁部长或总统助手为了养家糊口弃官另就是美国政治中令人吃惊然而却又是司空见惯的情形，这种情形在世界大部分地区使人诧异不已和难以置信。在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情况则恰恰相反。传统的规范，少数种族对经济命脉的垄断，外国公司和投资者对经济的控制，凡此都使通过个人努力获取财富的机会受到限制。在这样的社会里，政治成了获取财富的道路，那些富于进取心的精英分子因为在商界无用武之地，就跻身政坛以求一展抱负。在许多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对于一个能干的、雄心勃勃的青年人来讲，从政而当上内阁部长比经商而变为富翁要容易得多。因此，与美国的做法相反，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可能会认为利用五花八门的手段以职权谋私利的行为是正常的，而同时却对用金钱捞取官职的做法采取较严厉的态度。除了从政以外别无其它升迁流动机会，加上政治制度虚弱、僵化，这就将人  们的精力引入政治上的歧途，腐化便应运而生，这和暴力出现的原因是一样的。

在一个外商无处不在的国家里，尤其会助长腐化的泛滥。其原因有二，首先，外国人对违反当地社会的规范顾忌较少；其次，他们控制了通向经济财富的重要渠道，这便驱使本国的企业家试图通过政治来获取钱财。泰勒笔下的菲律宾的国情无疑也广泛地适应其它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他写道：“对于菲律宾人来说，政治是一项主要产业，是一种生活方式。政治是通向权力的主要途径，而权力又是敛财聚富的主要途径……借助政治影响去捞钱比其它任何方法都省时。”利用政治权势谋取经济利益意味着政治的价值观和制度必须屈从于经济的价值观和制度。于是，政治的首要目的不是为了实现公共目标而是为了攫取个人利益。

在所有的社会里，顺着官僚金字塔和政治阶梯越向上攀，腐化的规模(即私人物品和公职服务在进行腐化交换时的平均等值)就越大。但是在政治或官僚结构内，某一特定官阶上的腐化事件的发生率(即特定数目的人口进行腐化的次数)，情况在各个国家明显是不一样的。在几乎所有的政治体制里，较低层的官僚和政治机关发生的腐化事件都多。在某些社会中，腐化事件的发生率趋于稳定，或者只在政治机构的更高层，腐化才有所增加。就其频率和规模而言，国家立法官员比地方官员更腐化；高级官员比下级官员更腐化；内阁部长们比起其他人来是最腐化的，而总统或领袖更是腐化大王。这种社会中的最高领导人，诸如恩克鲁玛、乃沙立、圣·马丁、佩雷斯·希门尼斯、特雷希略等将几千万——如果不是几亿——美元纳入了私囊。在这种社会体系里，腐化趋于扩大现存的不平等。那些拥有最大权力的人有更多的机会去捞取最大的财富。这种高层领导严重腐化的状况意味着政治制度化程度很低，因为本应不受任何外来影响的最高政治机构事实上已经最容易受到这种影响。不过，只要通过政治机器或官僚系统向上升迁的大门敞开着，这种高层腐化状况就不一定和政治稳定不相容。然而，如果年轻一代的政客看到自已永远被排除在外，无从分享老一辈领导人的果实，或如果军队的校级军官们感到升迁渺若烟云，觉得油水都给将军们沾了，这一政体便易于被暴乱所颠覆。在这样的社会里，无论是政治腐化，还是政治稳定都取决于该社会垂直运动  的状况。

在另一些社会里，腐化风却在低层官员中间刮得最盛，从政治或官僚的台阶向下看，越往低层腐化行为越加频繁。下级官员比高级官员更具腐化性，州和地方官员比国家领导人更具腐化性；比较而言，国家最高领导和内阁成员能杜绝腐化，而城镇委员会和地方官员却大量卷入腐化的漩涡。腐化的规模和发生率成反比。这种格局普遍地存在于高度现代化的社会，例如在美国，至少在某些处于现代化之中的社会里也是存在的，倒如在印度。也许共产党国家中的腐化形式也是如此。这里的关键因素是，此类社会具有相当强大的国家政治制度，能使升入高层的新一代领导人接受那些强调政治领导应有公共责任感的整套的价值观念。国家一级的政治机构具有合理的自主性和职能划分，而低级的和地方的从政人员和政治组织却与其它社会势力和集团相互勾结，狼狈为奸。这种腐化格局会直接加强政治体系的稳定性。社会的最高领导人严守既定的政治文化规范，以执掌政权和树立功德自重，不属在经济上有什么得益。而下级官员则以有机会去贪污腐化，来弥补他们在政治上没有取得显赫地位的缺憾，从小规模贪污实惠中得到的慰藉减轻了他们对高级领导人权力的妒忌心。

正如政治参与面的扩大所导致的腐化有助于新兴集团融和于现有政治体系中一样，政府法令的增多所导致的腐化会有助于刺激经济的发展。腐化也许是克服阻碍经济扩展的那些传统法律和官府规定的一种办法。美国在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中，铁路、水电煤气等公益事业和工业公司对州立法机构及城市委员会的贿赂无疑加速了美国经济的增长。韦纳谈到印度时说：“要不是巧立名目的各式小费给复杂、僵硬的行政体制带来灵活性的话，很多经济活动将会瘫痪。”库比契克年代的巴西也有大致类似的情况，由于实业家们出钱买到了乡村地区保守立法大员的庇护和支持，高速的经济发展和高度的议会腐化显然就相伴而来。有人甚至认为，在像埃及这样的国家里，政府整肃腐化的一个结果就是给经济发展制造了更多的障碍。从发展经济的角度来看，僵化、过于集中但却诚实的社会还不如一个同样僵化、过于集中然而带有欺诈性的社会。一个相对来说不太腐化的社会——例如在传统规范仍然强大有力的传统社会——可能会发现，一定量的腐化不失为一种打通现代化道路的润滑剂。发达的传统社会能因有少量的腐化而使自身得到改善——至少可以使它现代化；但是在一个腐化已经盛行的社会里，腐化进一步蔓延就于社会无所裨益了。

腐化自然会使政府官员手软，或使他们的手永远软下去。就此而言，腐化与政治发展是不相容的。但是某些形式的腐化有时能加强政党的力量，从而有助于政治发展。哈林顿说：“腐化是新旧政府交换的催生符。”同样，某一政府机构的腐化有助于另一政府机构的制度化。在绝大多数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与足以综合归纳全局利益并处理政治体制输入方面问题的政治设施相比，官僚机构一般都庞大而臃肿。只要政府官吏制度的腐化迎合政党利益，它便有助而不是阻碍政治发展。政党庇护如果真的也算得上腐化的话，那只不过是一种轻度的腐化罢了。对于一个官员来说，通过给别人封官而获得钱财，他明显是将个人私利置于公共利益之上。而如果一个官员把加官进爵做为别人为自己的政党组织效劳或捐款的报答方式，那他只不过是将一种公共利益置于另一种更有必要的公共利益之下而已。

历史上大凡强大的政党组织不是通过自下而上的革命就是通过自上而下的庇护而建立起来的。英美在19世纪就经历过凭借公款和公职来建立政党组织的漫长的道路。此种形式在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的再版，直接给某些最卓有成效的政党和最稳定的政治体制的建立帮了大忙。而在新近才实现现代化的国家里，私人财富太贫弱，对政党建设起不了什么作用。正如这些国家的政府在经济发展中起着比英美政府更重要的作用一样，它们在政治发

展中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本世纪20－30年代，阿塔图克掏土耳其政府的腰包扶植了共和人民党的发展。1929年墨西哥革命党成立后也同样从政府的腐化和庇护中获益匪浅。60年代初期，南韩民主共和党就是在政府资金和政府官员的直接帮助下形成的。在以色列和印度，政府庇护是以色列工党和国大党力量的主要源泉。西非的腐化部分原因是各政党没有其他的财源。当然，在这点上，共产党堪称为最著名的例子。他们一旦掌权，便直接利用政府机关和国库来达到目的。

为党派之私利去腐化政府官僚体制的基本原理，并非简单地出自对这两种组织的厚此薄彼。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腐化是现代化的产物，特别是政治意识扩大和政治参与扩大的产物。从长远的眼光来看，刹注腐化风需要对这种参与进行组织和协调。而政党便是现代政治中能履行这一职责的主要机构。混乱、集团之间缺乏稳定的关系、没有公认的权威模式，都是滋生繁衍腐化的温床。政治组织能行使有效的权威并促使集团利益—如“党派机器”、“组织”、“党派”——得以组织起来，超越个人和社会小圈子的利益。政治组织发展了，就能减少腐化的机会。腐化与政治组织的程度成反比关系；就腐化有助建立政党这一点来看，它破坏着自身赖以存在的条件。

在那些缺乏有效政党的国家里，在那些个人利益、家庭利益、集团利益或是宗族利益占优势的社会里，腐化最盛行。在处于现代化之中的政体中，政党越弱小、越不被社会所承认，腐化的可靠性就越大。像泰国和伊朗这样的国家，那里的政党至多是半合法的，为着个人利益和家庭利益的腐化便一直是很普遍的。菲律宾政党的软弱举世皆知，故而腐化也就无处不在。巴西也是如此，政党的软弱体观在其政治和其他势力之间的“雇佣”关系之中，而腐化就是这种政治关系中的主要因素。相反，在那些为加强政党建设而动用或“腐化”政府财源的国家里，腐化发生率就比在那些政党软弱的国家里来得低。西方的历史经验反映了这一状况。政党起初是吸吮官僚体制的蚂蝗，但最后却变成了一层老树皮，保护着官僚体制免遭像蝗虫一般的破坏性更大的集团和家族的吞噬。正如亨利·琼斯?福特所说的：“党派观念和腐化行为是两条全然对立的原则。党派观念偏重于某种建立在公开昭示的公责之上的联系，而腐化则以满足私人和个人的利益为出发点，在暗地里进行，不漏出任何蛛丝马迹。党派组织的弱点就是腐化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