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差距之城市突破和绿色起义

现代化带来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政治后果便是城乡差距。这一差距确实是正经历着迅速的社会和经济变革的国家所具有的一个极为突出的政治特点，是这些国家不安定的主要根源，是阻碍民族融合的一个主要因素(如果不是唯一的主要因素的话)。在很大程度上，城市的发展是衡量现代化的尺度。城市成为新型经济活动、新兴社会阶级、新式文化和教育的场所，这一切使城市和锁在传统桎梏里的乡村有着本质的区别。与此同时，现代化还会向乡村提出新的要求，这加剧了乡村对城市的敌意。城市居民在才智上的优越感和对落后农民的蔑视感与乡村老百姓在道德上的优越感和对城市骗子的妒忌感，是半斤对八两。城乡变为不同的民族，彼此有着格格不入的生活方式。

从历史的角度看，农民从自己的乡村草房移居城市的贫民窟是一种关键性的和不可抗拒的变迁。但是处于后期现代化之中的国家则并非如此，现代化过程本身缓解了这一流动的关键性意义并且缩小了城乡差别。收音机将城市的语言和希望传到乡村；汽车把乡村的语言和信仰捎进城市。在城市的表哥和住在乡下的表 弟之间，接触频繁起来了。故而，现代化的一套新兴的内部基础结 构缩小了城乡差别，但并没有消灭它。差别依然是本质性的。城市的生活水平常常是乡村的4～5倍。绝大多数城市居民都是识字的，而大多数乡村居民则是文盲。城市的经济活动和经济机会与乡村相比，简直不可胜数。城市的文化是开放的、现代的和市俗的，而乡村文化依然是封闭的、传统的、宗教的。城乡区别就是社会最现代部分和最传统部分的区别。处于现代化之中的社会里政 治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找到填补这一差距的方式，通过政治手段重新创造被现代化摧毁了的社会统一性。

从城乡之间变化着的关系和它们变化着的政治稳定和动乱的格局反映出政治参与的扩大。在典型的传统社会阶段中，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社会上，都是农村支配城市，而在农村里，则是由少数土地所有者组成的贵族集团支配着大群被动的农民。在村社的小天地以外，农民的政治参与水平很低。政治参与局限在贵族、土地所有者、高级官吏、神职人员和高级军官手里，所有这些人物又都出身于同一个人数很少的权贵阶层。各种不同的职位和功能的区分也都是相对原始的。除了中央集权的官僚帝国以外，在绝大多数传统社会里城市起着次要或第二位的作用。城市很可能是政府所在地，但政府本身并不需要多少专业性官员，它被那些倚仗对土地的控制而得到财富和权力的乡绅们所把持着。在这种社会里，乡村占统治地位，城乡都太平无事。

现代化改变了城市的性质，打破了城乡之间的平衡。经济活动在城市里骤增起来，导致了新兴社会集团的出现并使旧的社会集团滋长出新的社会意识。城市里出现了进口的新观念和新技术。在大多数情况下，特别是在传统官僚体制得到相当充分发展的传统社会里，首先接触现代事物的是军队和文职官员。接着，很快登上舞台的便是学生、知识分子、商人、医生、银行家、手工业工人、企业家、教师、律师和工程师。这些集团逐渐感到他们在政治上也有能耐并要求以某种形式参与政治体系。要而言之，城市里这种中产阶级在政治上的崭露头角，使城市成为不安定的发源地，并使城市变为仍被乡村所把持的政治和社会体系的对立面。

最后，城市力量确立了自己的地位，推翻了来自乡村前统治阶层，这样便结束了传统的政治体系。城市的这一突破往往伴随着暴力，从这一时期来看，社会在政治上变得极不稳定。从社社会整体来讲，城市的发展仍是小小的孤岛，但是城市内部的各集团却能够利用它们在技能、地利和集聚一处等优越条件去支配 家中央一级的政治。在缺乏有效政治制度的情况下，政治此时就成为新兴城市中产阶级各派力量之间相互角逐的游戏。一条大鸿沟将社会共同体腰斩为二，社会仍然是乡村性质的，但政治已变得城市化了。城市正在成为政治力量的主要来源，而城市的中产阶级各集团一方面都是已被他们逐出政治舞台的乡村精英的死对头，另一方面，他们相互之间也是对立的。现代化之中的社会的动乱源泉很少是来自其最贫穷、最落后地区，而几乎总是发生在该社会的最先进地区。政治越是变为城市化的政治，它就越加不稳定。

就这一时期而言，重建政治稳定就需要城市一些集团和农村大能形成某种联合。在处于现代化之中的社会里，扩大政治参与的一个关键就是将乡村群众引入国家政治。这种乡村动员或“绿色起义”在政治上对后来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来说，比现代化先驱国家重要得多。在后一类国家，乡村人口大批成为政治动员对象之前，城市化和工业化通常已达到了高水平。当乡村人口介入政治的程度提高时，其数量已经不属重要的因素。只有美国是个重大的例外。18世纪在美国的城市出现以前，独立战争、平等和民主的准则，相对高水平的识字率和教育以及相对广泛的土地所有权分配(南方除外)，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形成了农村人口对政治的广泛参与。这与晚近才搞现代化的国家不无某些类似之处。在这些国家里，由于现代化的来势迅猛，以致在城市发展和工业化程度还处在襁褓之中时，往往就在乡村播下了政治意识，造成了参与政治活动的广泛可能性。因此，这些国家政治稳定的关键就看能否在现存政治体系中动员乡村群众参与政治，而不是反对现存体系。

这样，绿色起义的时间、方法和对它的引导就对随后社会的政治演变有决定性的影响。起义也许会迅速地发生，也许会缓慢地发生并经历几个阶段。它的出现不外乎以下四种形式。在殖民地社会里，绿色起义可能在民族主义知识分子的引导下发生，如在印度和突尼斯，这些知识分子将农民各团体参与政治纳入民族主义运动的构架内，来支持他们的反殖民帝国的斗争。而一但赢得独立，这些民族主义领袖的任务就是组织和维持乡村的参与和支持。如果民族主义政党没能做到这一点，其它一些城市反对派领袖或是这一政治体系内部的城市反对派领袖就会采取行动去赢得农民的支持。在具有竞争性的党派体制下，绿色起义常常采取的形式，是由城市某一部分精英分子提出对农村地区关键性的选民具有吸引力的号召或和他们结盟，并动员他们投身政治，以便在投票站上击败那些比较狭隘的城市政党。20世纪的土耳其、锡兰、缅甸、塞内加尔、苏丹以及其它一些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也出现过类似当年杰斐逊和杰克逊击败亚当斯那样的人民的胜利。第三，绿色起义会在军人领导下发生，至少部分是这样，例如在南朝鲜，也许还有埃及。因为那里军人政府发端于农村，他们执政后着眼于在乡村发展广泛的权力基础以击败或遏制城市反对派。第四，如 现存政治体制内没有任何集团带头动员农民参政，那么一些城市知识分子集团便会动员和组织他们参政来反对现存政治体制。结果就形成革命。

每一种形式的绿色起义都包括动员农民进行政治斗争。如果没有斗争，也就没有动员。形式区别的关键就是起义的目标和起义的组织结构。在民族主义一例中，目标是殖民帝国的势力，动员发生在民族主义运动构架的内部，这一运动代替殖民帝国势力并成为政治体系的合法来源。在党派竞争一例中，目标是执政党，动员发生在该政治体系的构架中而非执政党的组织构架中。在军政府一例中，目标经常是先前的统治寡头，动员是军人领袖们为建立一个新的政治系统所做努力的一部分。在革命一例中，目标是现存政治体系及其领导人，动员是通过一个反对党进行的，该党的领导决心取代现存政治体制。

表现为政变、暴乱和抗议的城市动荡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现代化无可回避的特征。发生这种动荡的程度取决于该社会政治制度的有效性和合法性，因此，城市动荡虽是次要的，但却是普遍的。而乡村动荡是主要的，但却是可以避免的。如果和政治体制认同的城市精英分子没能担当起对绿色起义的领导作用，那么这便给反对派通过革命上台开辟了道路，他们在农民支持下创建一党制形式的新体制构架，从而去消弥与城市的差距。但是，如果和政治体制认同的城市精英分子能够使农民参与政治并站在自己一边，他们便能够包围并遏制城市的动荡。这个政权在乡村的势力使它能在现代化的早期阶段中从城市的敌对中生存下来，但是该政权又为 换取乡村支持所付出的代价就是改变或放弃许多西方和现代化的价值观念和习惯做法。所以，捉弄人的是，绿色起义对该政治体制或者有高度的传统化影响，或者有深远的革命性影响。

如果可以避免革命，城市中产阶级便会在适当之时发生巨大的变化；随着其队伍的不断扩大，它也变得更加保守。城市工人阶级也开始参与政治，但在通常情况下，它不是太软弱而无力向中产阶级挑战，就是太保守而不愿这样做。因此，随着城市化不断发展，城市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起着更有效的作用，城市本身也就变得更为保守。政治体系和政府更多地依靠来自城市的支持而非乡村的支持。的确，现在轮到乡村来反抗由城市起主导作用的前景了。这种反抗常采取一种具有原教旨主义特征的乡村抗议运动的形式，徒劳地想要破坏城市的权力，阻止城市文化的传播。当这种反抗运动进展不下去或被击败时，从政治意义上来说，现代化就算大功告成了。这时城市和乡村又稳定下来，但是现在统治权力却在前者手中。曾经一度被传统的农村文化所统一的社会，如今被现代城市文化所统一。

因此，社会的演变是更多地还是更少地通过革命的道路，取决于它的领导人及其城市反对派在城市确立了自己在政治体制中的地位后所做出的选择。就这个节骨眼上，要么该体系的领袖们动员农民参政，成为遏制城市动乱的稳定力量，要么反对派动员他们参政，成为参与以暴力摧毁现存政治和社会秩序的革命力量，非此即彼。作如是观，只有当中产阶级中的反对派碰巧和农民中的反对派走到一起来反对政治体制时，社会才容易爆发革命。【一但】中产阶级趋于保守，尽管发生乡村反叛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却不可能出现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