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对自由的四种哲学影响

       面对着自由派和保守派的联手反对，推行现代化的君主究竟从何处获得对其改革的支持呢?他所面临的问题颇为棘手。君主国的政策是改革政策，但是君主制度则是高度传统化的。正如他的反对派是传统多元论者与现代立宪主义者的联合一样，推行现代化的君主也必须以现代化和传统力量为基础建立一个支持他的联盟。实际上，现代化的君主可以得到来自四个方面的支持，其中三方面来自社会内部，一方面来自外部。

    第一个，也是最关键的一个支持力量，当然是国家官僚。官僚是贵族的天敌，通过对官僚机构的控制，君主可以把贵族以外的社会集团中的人士提拔到掌权的位置上。然而，在正常情况下，他不能一下子就换掉整个官僚队伍，否则就会削弱官僚机构的权威，并有可能激起贵族更顽固而坚决的反抗。他可以提拔个人而不提拔社会集团。他必须设法将新老人士溶合在官僚体制之中，使官僚机构既为新人的改革服务，同时又保持老派人士的名望。官僚体制中最重要的成分当然是军官团。诸如在奥斯曼帝国等多数情况之下，军官们可能会与君主的目标保持一致。在例如伊朗和埃塞俄比亚等国，军官团中的主体在本质上可能具有传统的价值观念，正因为此他们仍然忠于君主，因为君主乃权威的传统来源。无论如何，君主的权力主要有赖于他的军队以及军队和君主一致利益的共同认识。

    一个意志坚定的君主和一个有效的官僚体制能够给传统社会带来颇大的冲击。然而，他们的权力极少足以实现重大的改革。他们需要其它集团的支持。在西欧，传统的支持力量当然是中产阶级，亦即新的金融资产阶级、商业资产阶级以及后来的工业资产阶级。不过，在许多社会中，中产阶级还没有强大到足以帮忙的程度。正如帕尔默所指出的，“革命皇帝”约瑟夫的重大问题在于，他的主张“不能表达普遍的公众要求，不能代表具有系统思想和合作习惯的有关社会团体，没有什么人理会他的呼声，他的重要追随者就是他自己的官吏”。在哈布斯堡辖域之内，根本没有足够的中产阶级分子可以给君主以有效的支持。在许多进行现代化的君主制国家中，国家主义以及本土的精英集团乐于宦途生涯的传统阻碍了一个自主的中产阶级的产生。商业和金融活动是由少数种族从事的，如在奥斯曼帝国和埃塞俄比亚的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在泰国的中国人等等，他们不能构成政治支持的主要来源。

    另外，即使有一个本国的中产阶级，它也很可能是一支反对君主的力量。在18世纪，伏尔泰和新的中产阶级会还能热衷于仁慈的专制主义。但这是在人民主权和政党时代之前。然而，20世纪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集团的思想和观点则倾向于把甚至是最仁慈的专制主义也看成是封建而悖时的，君主政体在中产阶级圈内没有市场。无论他们在多大程度上能支持现代化君主的社会和经济政策，他们都反对把君主政体当作一种制度。他们反对进行现代化的君主政体加诸于通讯、选举和议会上的限制。他们必然会认为君主的改革是徽不足道的，姗姗来迟的，虚情假意的，骨子里仍然是为了拼命维持现状。因此，在一个象伊朗那样的国家里，城市中产阶级远不是推行现代化的君主政体的支持力量，而与传统的教士一样，也是推行现代化的君主国家的死敌。的确，一般说来中产阶级会比其它所有社会集团更激烈地反对君主制。

    第三种可能的支持力量是人民大众。国王遭常是受爱戴的，至少比地方贵族和封建地主更受拥戴。君主提出的许多改革对农村和城市的普通人民群众有利。在19世纪60年代，朝鲜的大院君从下层阶级和先前的贱民集团中动员力量，以支持其集权和推进现代化改革的努力。在布干达，部落寡头政治集团通常试图限靠每一个新君主的权力。但是，“每次卡巴卡总是越过这些首领和行政机关而诉诸于公众，并赢得了大众对国王拥有全权的这一传统思想的支持。”然而，赢得并维持这种广泛的支持涉及许多问题，求助于民众远比求助于资产阶级更易于引起传统权贵益发激烈的反对，这符合内围集团比传统的外围集团更倾向接纳新团体的一般原理。其次，贵族的担心可能是有道理的，因为求助于公众也许会走得太远，以致农民会自行其是。约瑟夫二世就遇到了这个问题，当时农民为了响应国王的全面农村改革，就拒绝劳作，拒绝向任何人交纳租税，劫掠民宅和庄园，袭击以前的地主。第三，尽管民众完全能够进行自发和鲁莽的暴力行动，他们却不可能提供持恒、有组织的和明智的政治支持，而且君主也缺乏组织基础广泛的民众集团的条件。最后一个困难，就是民众与君主之间常常没有共同目标。农业改革有利于农民而不利乎土地贵族，在诸如此类的具体经济问题上，君主与农民会有利益上的偶合。正如斯托雷平和阿米尼所看到的，君主政体的长久稳定，完全依赖于它通过这类改革去唤起农民支持的能力。但是在法律改革、世俗化、习俗的改变、甚至教育改革等其它问题上，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可能是相当传统化的，他们完全可能追随其它传统权贵，如教士或本乡地主，而反对君主的现代化政策。   

    第四种潜在的支持力量是某个外国政府或存在于政治体制之外的其它团体。对于一个在本国遭冷眼的现代化的君主来说，这是一种极不合意但又必不可少的支持力量。在确保伊朗国王掌权的联盟中，美国的支持一度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所有形形色色的社会力量的作用和相互影响在这里可以看得相当清楚。对国王的反对，来自民族主义的中产阶级和传统的教士阶层。他的主要支持力量是军队、官僚和美国。起初，土地贵族也是与君主政体相一致的。然而，由于1961年的危机，政府开始认为，当时地主的反抗比将来农民的反对，危险性要小一些。实际上，政府曾试图重新组建其联盟，把由小地主和农民组成的新的社会力量引入政治，以使其具有人民基础，减少其对保安力量和美国的依赖。在伊朗，外国的支持为现代化君主在其本国人民中发展更广泛的支持力量的努力，赢得了时间。   

    然而从长远观点来看，外部的支持也会危害君主对潜在于本国一切社会集团中最强有力的情绪即民族主义情绪加以利用的能力。与民众的民族主义保持一致的君主则存，仍然固守传统的价值观念、阶级观点和家族利益而不是民族观念和利益的君主则亡。诸如奥斯曼帝国或奥匈帝国的那种多民族帝国的统治者的危命早已注定。因而，一个如满人那样的外族建立的王朝就难于使自己与日渐发展的民族主义精神认同，因为皇室既出身外族，又无力保卫国家，抵御其它外族人的入侵。然而，在日本，天皇就与民族主义主张，与旨在保卫民族独立的新型军事和工业计划相认同；国家的神道也发展成为新的爱国主义和旧的帝国价值观之间的纽带。

    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期间，伊朗的礼萨?汗使自己成为抵御外来影响的民族主义的化身。40年代和50年代早期，君主政体的危机主要是因为他的儿子不能全面把握住伊朗的民族主义感情。于是这些感情通过“民族阵线”日益猛烈地表达出来。“民族阵线”的怨愤先是对准俄国人，随后又对准英国人和美国人。当冲突达到高潮对，外国的支持和干涉在维持国王的统治上起了某些作用——或许是决定性的作用。其代价则是中产阶级和反动的民族主义者更为激烈地反对君主制。在1953年以后的l0年中，国王竭力表明，他的“积极的民族主义”与莫瑟代克及“民族阵线”的“消极的民族主义”有所不同。但是，许多社会团体仍然觉得君主对其统治的国家有几分不忠。一个君主如要获得政体内部的支持与其借助外国势力来苟延残喘，倒不如让自己被外强废黜。法国和英国在殖民统治的末期曾将摩洛哥的苏丹和布干达的卡巴卡流放，这反而使得他们后来受到其人民极其热情的支持，重登王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