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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真的向存在论的哲学筹划
实际上此在首先与通常把自身保持在一种非本真的向死存在中。如果此在根本从来不本真地对它的终结有所作为,或者说这个本真的存在按其意义看来不能不始终对他人隐而不现的话,那么本真的向死存在之存在论的可能性会有什么办法得到“客观的”标画呢?如果这种生存上的能在本有疑问,那从生存论上对这种能在的可能性进行筹划岂不是一项幻想的事业吗?为要使这样的筹划脱出只不过是任意杜撰的虚构的范围,究竟需要什么呢?此在本身提供了为此筹划所需的指示吗?从此在本身中找得出此在的现象上的合法性的根据来吗?现在提出来的存在论任务能够从以往对此在进行的分析中为自身提供出一些在先的标识,以便迫使这一任务的计划走在一条可靠的轨道中吗?
死亡的生存论概念已经定下来了,从而本真的向终结存在应能对之有所作为的那个东西也就定下来了。此外,非本真的向死存在己经标画过了,从而本真的向死存在不能是何种情形,这一点也就从禁阻的方面先行标识出来了。本真的向死存在之生存论的建筑必须借助这些积极的和禁阻的指示才能让自己得到筹划。
此在是靠展开状态组建起来的,也就是说,是靠现身的领会组建起来的。本真的向死存在不能闪避最本己的无所关联的可能性,不能在这一逃遁中遮蔽这种可能性和为迁就常人的知性而歪曲地解释这种可能性。因此对本真的向死存在的生存论筹划必须把这样一种存在的各环节都清理出来。这些环节把本真的向死存在作为不逃遁不遮蔽地向着曾标识过的那种可能性存在这一意义上的死亡之领会组建起来。
首先要做的事情是把向死存在标识为向着一种可能性的存在,也就是向着此在本身别具一格的可能性的存在。向一种可能性存在,也就是说,向一种可能事物存在,可以有这种意思:汲汲求取一种可能事物,亦即为使其实现而操劳。在上手事物与现成事物的园地里经常碰得到这样一些可能性:可做到的事情、可控制的东西、可通行的东西之类。有所操劳的汲汲求取一种可能事物,其中有一倾向,即通过使其成为可供使用而把可能事物的可能性消灭了。但是只要实现了的东西也还有而且恰恰有因缘的存在性质,这种操劳着实现上手用具的活动〔制造、准备、改装等等〕就总只是相对的。实现了的东西虽然实现了,但它作为现实的东西仍然还是一种可能为了…的东西,这种东西的特征是由一种“为了某某之用”标画出来的。眼下的分析只要弄清楚,有所操劳的汲汲以求如何对可能的东西行事:不是去把可能的东西作为可能的东西甚至再去就它的可能性之为可能性来作理论课题的考察,而是这样行事:有所操劳的汲汲以求寻视着把视线从可能的东西移到那为什么东西而可能上去。
正在追问的向死存在显然不能有操劳着的汲汲求其实现的性质。首先,死作为可能的东西不是任何可能上手的或现成在手的东西,而是此在的一种存在可能性。其次,实现这一可能的东西的操劳肯定意味着引起亡故。但这样一来,此在就会恰恰把自己所需的生存着的向死存在的基地抽掉了。
可见向死存在的意思并不是指“实现”死亡,那么向死存在也就不能是指:停留在终结的可能性中。这样的行为也许在“想去死”时才会有。“想去死”思量着这种可能性究竟要在什么时候以及如何变为现实。这样的思虑死亡固然不完全把死亡的可能性质取消掉,死总还作为将来临的死而被思虑着,但是此种思虑由于总盘算着要支配死亡而减弱了死亡的可能性质。死作为可能之事须尽可能少地显示其可能性。与此相反,如果向死存在是必须把上面已说明的可能性本身领会着开展出来的话,那么在向死存在中,这种可能性就必须不被减弱地作汐可举件得到领会,作为可能性成形,并坚持把它作为可能性来对待。
然而此在却通过期待把可能的东西保持在其可能性中。对于殷切盼望可能的东西的存在,可能的东西会无阻无碍不折不扣地在其“是或不是或到底还是”中来照面。但通过分析期待现象所见到的向可能事物存在的方式,同我们在分析汲汲求取的操劳时已经标识出来的那种存在方式有什么两样呢?所有的期待都这样去领会与“有”它的可能的东西:这种可能的东西是否将、何时将、如何将确实成为现实现成的。期待还不仅偶或把目光从可能的东西移到可能的东西之可能的实现上去,而且在本质上等待这种实现。即使在期待中,也是从可能的东西跳出,在现实的东西中下脚,所期待的东西就是为这种现实的东西而被期待的。从现实的东西中出来并回到现实的东西上去,可能的东西就合乎期待地被吸入现实的东西中去了。
但作为向死存在的向可能性存在要这样地对死亡行事:死在这种存在中并为这种存在而绽露自身为可能性。我们在术语上把这样的向可能性存在把握为先行到可能性中去。但这样的行为岂不是内藏着一种接近可能事物的作法吗?岂不由于可能事物的临近而浮现出可能事物的实现吗?但这种接近并不趋向于有所操劳而使某种现实的东西成为可用;在领会着的靠近中可能事物的可能性只不过是“更大”了。向死这种可能性存在的最近的近处对现实的东西说来则是要多远就有多远。这种可能性越无遮蔽地被领会着,这种领会就越纯粹地深入这种可能性中,而这种可能性就是生存之根本不可能的可能性。死亡,作为可能性,不给此在任何“可实现”的东西,不给此在任何此在本身作为现实的东西能够是的东西。死是对任何事情都不可能有所作为的可能性,是每一种生存都不可能的可能性。在先行到这种可能性中去之际,这种可能性“越来越大”,也就是说,它崭露为这样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根本不知有度,不知更多也不知更少,而是意味着无度地不可能生存的可能性。按其本质说来,这种可能性不提供任何依据,可藉以殷切盼望什么东西,藉以“想像出”可能是现实的东西,从而忘记这种可能性。向死存在,作为先行到可能性中去,才刚使这种可能性成为可能并把这种可能性作为可能性开放出来。
向死存在,就是先行到这样一种存在者的能在中去:这种存在者的存在方式就是先行本身。在先行着把这种能在揭露出来之际,此在就为它本身而向着它的最极端的可能性开展着自身。把自身筹划到最本己的能在上去,这却是说:能够在如此揭露出来的存在者的存在中领会自己本身:生存。先行表明自身就是对最夺弓的最极端的能在进行领会的可能性,换言之,就是本真的生存的可能性。本真生存的存在论建构须待把先行到死中去之具体结构找出来了才弄得明白。如何从现象上界说这种具体结构呢?显然是这样:我们规定必须属于先行着的开展的那些性质,从而先行着的开展就该能够变成对最本己的、无所关联的、无可逾越的、确知的而作为其本身则是不确定的可能性的纯粹领会。还须注意,领会主要不是指凝视一种意义,而是指在通过筹划揭露自身的能在中领会自身。
死是此在的最本己的可能性。向这种可能性存在,就为此在开展出它的最本己的能在,而在这种能在中,一切都为的是此在的存在。在这种能在中,此在就可以看清楚,此在在它自己的这一别具一格的可能性中保持其为脱离了常人的,也就是说,能够先行着总是已经脱离常人的。领会这种“能够”,却才揭露出,〔此在〕实际上已丧失在常人自己的日常生活中了。
最本己的可能性是无所关联的可能性。先行使此在领会到,在能在中,一切都为的是此在的最本己的存在,而此在唯有从它本身去承受这种能在,别无它途。死并不是无差别地“属于”本己的此在就完了,死是把此在作为个别的东西来要求此在。在先行中所领会到的死的无所关联状态把此在个别化到它本身上来。这种个别化是为生存开展出“此”的一种方式。这种个别化表明,事涉最本己的能在之时,一切寓于所操劳的东西的存在与每一共他人同在都是无能为力的。只有当此在是由它自己来使它自身做到这一步的时候,此在才能够本真地作为它自己而存在。然而操劳与操持之无能为力绝不意味着此在的这两种方式要从本真的自己存在身上隔断。这两种方式作为此在建构的本质性结构一同属于一般生存之所以可能的条件。只有当此在作为操劳寓于…的存在与共…而操持的存在主要是把自身筹划到它的最本己的能在上去,而不是筹划到常人自己的可能性上去的时候,此在才本真地作为它自己而存在。先行到无所关联的可能性中去,这一先行把先行着的存在者逼入一种可能性中,这种可能性即是:由它自己出发,主动把它的最本己的存在承担起来。
这种最本己的、无所关联的可能性是无可逾越的。向这种可能性存在使此在领会到,作为生存之最极端的可能性而悬临在它面前的是:放弃自己本身。但这种先行却不像非本真的向死存在那样闪避这种无可逾越之境,而是为这种无可逾越之境而给自身以自由。为自己的死而先行着成为自由的,这就把此在从丧失在偶然地拥挤着各种可能性的情况中解放出来,其情形是这样:这才使此在可能本真地领会与选择排列在那无可逾越的可能性之前的诸种实际的可能性。这种先行把放弃自己作为最极端的可能性向生存开展出来,并立即如此粉碎了每一种僵固于已达到的生存之上的情况。此在先行着,防护自身以免于回落到自己本身之后以及所领会的能在之后,并防护自身以免于“为它的胜利而变得太老”〔尼采〕。这些最本己的可能性是由有限性规定的,也就是说,是作为有限的可能性得到领会的;当此在面对这些可能性而成为自由的时候,此在就制止了一种危险,不再会由于自己有限的生存领会而否认他人的生存能够逾越它,甚或出于曲解而把他人生存的可能性逼回到自己的生存可能性上来——从而以这种方式放弃最本己的实际生存。作为无所关联的可能性的死造就个别化,但它只是为要作为无可逾越的可能性来使作为共在的此在对他人的能在有所领会才造就个别化的。因为先行到无可逾越的可能性中去,把一切排列在这种可能性之前的诸种可能也一齐开展出来,所以在这种先行中就有在生存上先行拿取整个此在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就有作为整个能在来生存的可能性。
最本己的、无所关联的而又无可逾越的可能性是碑卸的。确知着这种可能性而存在的方式从与这种可能性相应的真理〔展开状态〕 来规定自身。此在把死亡的确知的可能性作为可能性开展出来,但其方式只能是此在向这种可能性先行着而使这种可能性可能作为它自身的最本己的能在。可能性的展开状态就奠基于这种先行着使这种可能性成为可能。把自身保持在这真理中,也就是说,对所展开的东西有所确知,才正要求先行。死亡之确定可知不能靠确定到底有多少死亡事故来照面而计算出来。死亡之确定可知根本不寄身于现成事物的真理中。从揭示现成事物的情况着眼,让它最纯粹地照面的方式就是仅仅观看着让存在者就其本身来照面。获取纯粹的事实性,也就是说,获取一无所谓的绝然明白确凿〔die apodiktische Eviden〕,诚然这也可以是操心的一种本己的任务与可能性;但此在为此首须已把自己丧失在种种事实之中。如果关于死亡的确知不具有这种性质,那么这并不是说,这种确知与那种明白确凿相比其确定程度较低,而是说:这种确知根本不属于关于现成事物的明白确凿程度的等级。
与任何有关世内照面的存在者或形式上的对象的确定可知相比照,对死亡持以为真—死总只是自己的死—显示出的是一种另外的方式,而且要更源始些;因为这种把死亡持以为真确知在世。这种把死亡持以为真作为在世的存在,不仅要求此在的某一种确定的行为,而且是在生存的充分的本真状态中要求此在。在先行中,此在才能使它的最本己的存在在其无可逾越的整体性中被确知。因此各种体验的、我的、以及意识的某种直接给定状态之明白确凿必然落后于已包含在先行中的确定可知。而这不是因为明白确凿所辖领的把握方式不严密,而是因为这种把握方式在原则上不能把它归根到底想要“此时此地”就当真具有的东西即此在持以为真〔使它展开〕;而我自己就是这个此在而且我作为能在只有先行着才能本真地是这个此在。
死是最本己的、无所关联的、无可逾越的而又确知的可能性,而其确定可知本身却是未规定的。先行如何开展出此在这种别具一格的可能性的这一性质来呢?如果一种确知的能在始终是可能的,而生存的完完全全的不可能性何时变为可能的那个“何时”却始终不确定的话,那么向着一种确定的能在的先行领会又如何筹划自身呢?在向着不确定的确知的死先行之际,此在把自身的一种从它的此本身中产生出来的持续的威胁敞开着。向终结存在必须把自己保持在这威胁中,不仅不能淡化这威胁,反倒必须培养确定可知状态的不确定性。在生存论上如何可能把这种持续的威胁本然地开展出来?一切领会都是现身的领会。情绪把此在带到它被抛入的“它在此”的境界前面。但能够把持续而又完全的、从此在之最本己的个别化了的存在中涌现出来的此在本身的威胁保持在敞开状态中的现身情态就是畏。在畏中,此在就现身在它的生存之可能的不可能状态的无冬前。畏是为如此确定了存在者之能在而畏,而且就这样开展出最极端的可能性来。因为先行把此在彻底个别化了,而且在把它自己个别化的过程中使此在确知它的能在之整体性,所以畏这种基本现身情态从此在的根底深处属于此在的这种自我领会。向死存在本质上就是畏。向死存在会把畏倒转为懦怯的害怕并在克服这害怕之际把懦怯暴露在畏面前,这时,前面曾标明出来的向死存在就为上面的论点提供了无欺的、虽则“只是”间接的见证。
对从生存论上所筹划的本真的向死存在的特征标画可以概括如下:先行向此在揭露出丧失在常人自己中的情况,并把此在带到主要不依靠操劳操持而是去作为此在自己存在的可能性之前,而这个自己却就在热情的、解脱了常人的幻想的、实际的、确知它自己而又畏着的向死的自由之中。
所有归属于向死存在的与此在的已经标画出的最极端的可能性之完满内容发生的关联都聚集于这件事中:把凭这些关系组建起来的先行作为使这一可能性成为可能的活动揭露出来、展开出来并坚持下来。从生存论上筹划着的对先行所作的界说使生存上的本真向死存在的存在论上的可能性显而易见了。但这时此在的一种本真整体能在的可能性就因而浮现了——不过只是作为一种存在论上的可能性浮现。固然,先行之生存论上的筹划把自身保持在以前获得的此在诸结构上面并且让此在仿佛自己把自己筹划到这一可能性上去,而不是把一种“具有内容的”生存理想摆到此在面前,“从外面”强加于此在。尽管如此,这一在生存论上“可能的”向死存在在生存上却仍还是一种想入非非的奢望。只要相应的存在者层次上的能在不是从此在本身表明出来,此在之本真的整体能在在存在论上的可能性就毫无意义。此在实际上可曾把自身抛入这样一种向死存在?此在哪怕只从它最本己的存在的根据处来要求一种由先行加以规定的本真能在吗?
在解答这些问题之前,须追究此在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并以何种方式从它的最本己的能在方面来为其生存的一种可能的本真状态作证,而且是这样作证:此在不仅表明这种本真状态在生存论上是可能的,而且是由它自己要求的。
追究此在之本真的整体存在及其生存论结构的问题仍游移未决。只有当我们能够依循由此在自己确证了的它的存在之可能的本真状态来进行这一追问,这问题才算被放到了经得起考验的现象基地上。如果在现象学上竟然揭开了这样的确证以及在这确证中所确证的东西,那么这个问题就要重新发生:迄今只在其存在论的可能性中被筹划的向死先行是否与被确证的本真能在处于本质联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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