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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柏拉图的《普罗泰戈拉篇》中,苏格拉底称和他对话的大师是"我们这一代中最智慧的人"。在严肃地讨论道德的教育与本性问题时。普罗泰戈拉从他的感觉论相对主义和道德与法的约定论的视角,阐述了他的美德可教的主张和情感道德论。
在对话中,苏格拉底请教普罗泰戈拉,年轻人向他学习能有什么收益?普罗泰戈拉说,能使年轻人与日俱进,成为越来越好的人。苏格拉底追问,能在什么方面得到进步?普罗泰戈拉说,他不像有些智者那样只教数学、几何、天文、音乐之类的技艺(可见有些智者也教授自然科学知识),而能教人成为精于治理家政和城邦公务的政治家和演说家,教人做好公民的政治技艺。苏格拉底认为政治技艺实为美德,问美德如何可教?普罗泰戈拉认为:美德不是自然天生、自发产生的,是依凭人潜蕴的性能而人为规范约定的,因而它是可教的。对于别人的天生的缺陷如丑陋、弱小没有人会去训斥他,但如果缺乏通过学习和教育就可以得到的美德,陷入不正义、不虔敬等恶习.人们便会训斥和惩罚他,训斥和惩罚都是为了防止他重犯错误,也是一种教育,由此可见美德是可以传教的。如果反抗这种教育和惩罚,甚至会被城邦放逐和处死。再从个人教育方面来看:在孩童时期,父母和教师、保姆就告诉孩子这是对的,那是错的,这是光荣的,那是耻辱的,这是虔敬,那是读神,等等。儿童进入学校后,无论识字和学习其他知识都是教他们行为从善,学习音乐和体育也是为了陶冶自制与和谐的性格使人能合理地调整生活。成人进入社会生活后,城邦让他们学习古代立法者制定的法律,教导他们用法律规范生活,对违犯法律的人就通过惩罚来纠正。总之,城邦政治生活和公民个人教育都表明美德是可教的。那么为什么好的父亲不能教出好的儿子呢?普罗泰戈拉认为这并不奇怪,正像一个享有盛誉的奏笛天才并不一定能使他的儿了成为奏笛高手,因为每个人的天赋能力是不同的,但自然察赋只能影响教学美德的程度;主张美德可教总比反对美德可教而使人成为野蛮人好。他认为自己属于有超常的自然察赋的人,能以教人从善为业,帮助人们获得善良高尚的品德,所以他作为智者是当之无愧的。
从他的这番谈话可看出,前期智者运动很重视教育的社会功能,认为它应是全社会的事业,并且将道德教育看做政治技艺的有机组成部分,这点和苏格拉底的主张有一致之处,当然在教育内涵上有很大差异。普罗泰戈拉认为美德可教,理论根据是人皆有生成美德的潜能,教育就是要通过启导实现此潜能,树立美德,这也是一种人为的规范方式,使人能遵从同样规范、约定而成的法律与道德秩序。虽然他认为自然宾赋不同会影响培植美德的程度,但他主张人皆应、皆能受教育和树美德,有强调教育平等的民主思想。苏格拉底和他一样,也主张美德可教,只是两者对美德可教的理由和教育内容的看法甚为歧异。普罗泰戈拉认为美德只要凭借人为规范就可从人的潜能中启导出来,而道德和法律秩序都是约定的,不同的城邦就可以有不同的道德和法律,道德及其教育也就没有绝对的标准,它们是相对的。苏格拉底则认为美德出自人共有的理智本性,是一种知识,知识必然是可教的,道德应有共同、客观、绝对的价值标准。因而,更深层次的歧异,又在于他们对道德的内在本性的不同看法。
苏格拉底主张美德是知识,道德根源于人的理智,因而有普遍、绝对的价值准则。普罗泰戈拉则反对将美德完全等同于知识与理科,在道德领域,他坚持认为美德主要是人的感受、体验所造就的一种情感。如他认为自信作为一种能力(dynamis)既来自技艺(知识),也来自狂热和激情等情感,勇敢则是灵魂的天赋性能。他主张情感性的道德是相对的.善恶好坏的标准在于个人对快乐和痛苦的感受和体验,虽然有些快乐是恶,有些痛苦是善,还有些快乐和痛苦是非善非恶的,但总的来说凡快乐的事情是善,痛苦的事情是恶,快乐和替是同一的。个人情感可因人因事而异,闪移不定,情感道德论会走向道德相对主义,从而强调道德价值的不确定性,否认普遍的价值标准。所以智者运动虽也讲有人文精神的道德教育,但无助于在民主制时代维系一个长期稳定的社会道德秩序,甚至助长了道德风气的败坏。但普罗泰戈拉首次将人的情感纳入道德考察的视野,也有其价值。后来亚里士多德就此批评苏格拉底只将道德归结为知识与理性并不全面,道德也有情感的内涵,他自己的伦理学说中也较重视对道德情感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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