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道德时代背景

第四，我们这个时代还是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伴随着最严重危机和冲突的时代。对于这一点，很多人可能不大理解，但他们很快就会认识到，而中国现在正在经历这一境遇。比如，中美贸易战，实际上不仅仅是贸易之争，甚至也不仅仅是老大和老二的江湖之争，它涉及许多甚至是“不可言说的”因素。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曾两次公开说，如果13亿中国人都过着和我们美国人一样的生活，这个地球怎么受得了？所以他断定，中国人不能够和美国人过一样的生活，否则我们地球受不了。有一个组织叫共济会，它的成员非常高端，都是富豪、国际高官，以及一些高智力的学术大咖和思想家。他们对这个世界的判断，包括索罗斯也如此判断，这个星球的承载能力是有限的。美国科学家经过计算，认为我们所生活的地球最适宜的承载人口应该是小于或等于55亿。但现在我们星球已经有70多亿人，而且这个数字还在增加。奥巴马和索罗斯都曾公开地说，他们支持美国打压中国，这背后的动机就是隐藏的民族精英主义的某种种族优越意识，而对于我们来说，这就是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命运问题。为什么美国和许多欧洲国家不承认“生存权”和“发展权”属于基本人权的范畴？不是他们不理解，而是他们不愿意承认。诚如德国新锐哲学家霍耐特所指出的那样，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政治从争取权利的斗争进入争取生存（权）得到承认的时代。所谓“承认的政治”，实际且根本就是一种民族国家或政治共同体的主权政治。

现代社会500年来，西方人精神深处所确信不疑的基本价值观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即认为，作为自然生命的人类同其他生命类一样，也生活在一个由低向高的进化阶梯链上，并非所有人都在同时生活在同一层次，否则地球的资源供应会跟不上，生活在高端的人也忍受不了。从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的言辞，到现任总统特朗普的推特（Twitter）治理，都表露得很明显，一些欧美精英对中国当今的发展诉求也或多或少抱有某种疑虑和不满。在他们看来，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得如此好和快，归根到底是中国占用了本该其他国家共同分享的资源。有人统计，如果将18层及以上的塔式楼房建筑算作“高楼”，那么当今整个美国的高楼数量只相当于中国的上海市。这还是几年前的统计，现在的数量应该是少于上海了。不仅是美国的精英们有这样的想法，包括俄罗斯、绝大多数欧洲国家、部分非洲国家和几乎所有的南美国家，都或多或少有同样的心理。因为中国发展得太快，显性的呈现和一些数据（如GDP）让不少人感到不可思议，甚至在心理上难以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