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道德时代国内背景

老实说，不仅外国人难以相信，我自己有时也难以相信。我在北大、清华读书、教书已经37 年了，常常对这两所大学周围的环境变化感到意外。我最早到北大读书的时候，北大周围，包括整个中关村和海淀区四周都可见菜地、荒野、杏林，现在要看到菜地，起码要往郊外开车十几里地才有可能。中国今天如此巨大快速的改变意味着什么？全世界都会注视， 而且越来越关注，有羡慕的眼光，但更多的是警觉的眼光。与这种国内改变密切相关的是当今中国改变的国际效应。20 年前我第一次去巴黎，那里的商店里几乎没有一个会说中文的服务员，一些名牌店甚至连外籍华人也没有。而现在几乎所有的对外商店都有会讲中文的服务员，甚至会说一口纯正的中国大陆普通话。20 年前我带家人走进巴黎LV 总店，服务员把我和家人看成了日本人，前几年我再去，熟悉的甚至还带有北京儿化音的普通话此起彼伏。这只是我自己切身体察到的一点，类似的变化还有许多。

中国的当代改变之所以让一些西方国家的政治家感到不安，其实还是西方现代性心态（the Mentality of the Western Modernity）使然。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科学理性和文化多元开放等构成了西方现代性的基本要素，应该说，这些要素的生成也是人类社会进步发展的内在动力和伟大成就，几乎所有国家和地区也都从中——直接地或间接地——受惠良多，这是毋庸讳言的，也是应该珍视的。问题在于，一些人凭借西方现代性的先进性和优越性而形成了一种既定的西方现代性心态，即西方优先的心态。而且需要注意和反思的是，西方的现代性模式潜存着一种难以自我更改的社会达尔文主义逻辑，也就是差等化竞争、两分化对峙、不许与之争锋的自我中心论逻辑，亦即所谓“优胜劣汰”“适者生存”“最适者最佳生存”的达尔文进化论的帝国逻辑。在这三条“进化论原理”中，人们熟悉的是前两条，但更具实质性西方现代性意义的是第三条原理（则）： “最适者最佳生存！”无论是经济竞争还是政治（民主）竞选，也无论是科学进步还是文化多样差序，背后潜存的“优胜劣汰”都不仅被公认为唯一绝对的客观真理，而且也被视之为必须全体信奉的绝对唯一的现7 我们时代的道德问题。

代信条，而所谓“平等”“正义”“宽容”或“博爱”则被看作是从属的、有前提条件的附加价值。

从航海大发现开始，现代社会有500年的历史，而如果严格地从英国工业革命算起，那是300年。无论是500年还是300年，贯穿其发展历史的还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思想。西方现代性的最核心的价值，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达尔文进化论的三个基本原理，都转化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基本原理。第一个是物竞天择，所谓“万类霜天竞自由”。第二个是适者生存，在物竞天择中谁能够适应谁就能获胜，就能生存下来。第三个原理是最适者要获得最好的生活，这是最经典的帝国逻辑的基础。达尔文认为，人类在所有生物组成的生物链的顶端，所以人类过得最好，并成为地球的主人。这个思想应用到社会上，则认为所有的人类也处在这条链上。哈姆雷特的问题“to be or not to be”，今天实际上扩展为种族之间的竞争，以及种族生存的根本。很多人都不理解，为什么中国梦最后落脚在民族的伟大复兴上？为什么不是我们过去所讲的“四个现代化”？这个问题的一个大的背景是，经济全球化使我们认识到全球化的过程，实质上是各个不同的国家竞争的过程，而现在绝大多数国家都是民族国家。上世纪70年代中国进联合国的时候，整个联合国的注册国家只有150余个，而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却扩展到了200多个。现在除了中国、美国等少数几个国家外，其余国家都是单一民族国家。在我们这个时代，民族与国家的关联，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

更重要的一点，这个时代不仅是民族之间、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日趋加剧的时代，而且我们整个世界正在被折叠化，正如郝景芳在《北京折叠》中所描绘的那样。通过她对当代中国大都市的描绘人们发现，在最近几十年的现代化进程中，社会开始分化，而且分化的不同阶层之间互不通约，各自封闭。每一个阶层的人似乎都只生活在自己的阶层里，与另外的社会阶层毫不相干。如果一个社会不仅分层化，而且各个阶层被折叠，甚至出现“内卷化”，则该社会的凝聚力和共识度将会大大降低。因为生活在不同社会阶层的人，对同一个社会问题会有完全不同的看法，相互之间不仅难以相互理解，而且会冲突加剧，社会分化，甚至是社会的碎片化将会日益严重，最终积重难返。

国际上同样如此，过去毛泽东主席说有三个世界，现在则有各种国际俱乐部，G7、G8、G20 等等。各种各样的国际组织的不断出现，实际上意味着我们这个世界被分层、被分割、被格式化日趋严重，而且国家和国际区域之间可分享的共同点越来越少。正如当下美国人越来越不在乎联合国，而国际共识也越来越难以达成。各种社会组织越来越多了，但真正的国际化组织却越来越少，多数都是区域化、集团化、山头化的组织。这就是我所谓的格式化。如果对这个问题没有足够意识，很多观点的解释力都会成问题，远不足以展开从容有效的公共对话，更遑论达成所谓普遍的公共理性或社会共识。中美贸易战打了一个回合之后，一些自由主义思想家很少发声，也很难发声，因为太多的“逆”现实把很多他们曾经信赖的东西都否定了。他们曾经认为市场是普遍的，价值是普世的，而市场经济是最公平的。但现实却是，美国人开始讲“美国优先”，所谓的“美国优先” 是一个体面的翻译，直译过来就是美国第一。这实质上就是美国的国家利己主义和自我中心主义，它公开地、明目张胆地、毫不掩饰地标榜这一点。所以贸易战的实质就是限制中国，清单不断加码，特朗普急切施压， 这种做法即使是很多美国的知识精英界过去都难以想象，但它却是可以解释的。在游戏竞争中，第一名和第二名的竞争是最激烈的。就像奥林匹亚的马拉松比赛，跑在最前面的人最忌惮的就是他身后的那个人，再后面的人他不会在乎，也顾不上，他最担心的就是身后那个人最有可能跑到他前面。所以滑冰比赛排在最前面的人经常使绊子、抢道，赛车也是如此，第二名的车手要超车，就要冒着翻车的危险。

我们时代的第五个特征，就是因为前面四个特征同时出现，使得我们对这个时代的认知非常困难，而它导致的直接的道德文化后果，就是普遍的道德怀疑主义和伦理犬儒主义时代的泛滥。因为很多东西都不确定、不可信，所以虚假空盛行，整个社会的信任度急剧下降。于是，道德价值被相对化，有时两种截然对立的道德现象会同时发生在一个社区、一个地区或者同一个朋友微信圈内部。比如，在汶川地震时，既出现了很多感天动地的故事，同时也有很多像“范跑跑”一类事情让人瞠目结舌。据说还出现了这样的事情：从四面赶过来的人们在抢险救灾，而一些当地人却在一旁打麻将。所以，有时候感天动地和触目惊心同时发生，同样真实，同时出现在我们眼前，让人们不知所措。问题的关键在于，人们对同一个现象的立足点不同，由此做出的观察不同，因而最终做出的价值判断也就大不同，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们的微信朋友圈里常常出现朋友反目的原因。

有人疑惑，为什么在古代中国，仁、义、礼、智、信五个字就可以概括所有的价值观，而且还能持续影响中国社会数千年。我想其中的原因很多，至少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我们祖先聪明绝顶，把话说绝了，没给后人留余地。这五个字严丝合缝、完整完备，在逻辑上非常周延，表述上无比精炼。第二，仁、义、礼、 智、信的价值观的确定和真正被普遍接受实际上也并非一蹴而就。在孔子时代，虽然孔子周游列国来推广他的主张和学说，但在当时还是难以被社会所接受，并没有大化流行。所以，在“周游列国”到处碰壁之后，孔子只好放弃他的政治追求，投身于兴办私学，以教书育人来传其道德文章和经世理想。历史地看，儒家核心价值理念的最终确立至少历经了千年时光，直到宋朝才真正确立并普及开来。在 这一进程中，有两个最为重要的因素或成因：教化和制度。孔子身体力行开创中国的民间教育，后世的儒家创办了许多书院，持续教养教化产生并积累的足够强大持久的社会效应，此其一。第二个因素就是社会制度的支撑，朝廷通过科举考试来选拔人才，儒家经典被当作科考的主要内容，这使得整个社会，尤其是社会知识阶层不得不以读孔孟、解孔孟，甚至躬身践行孔孟之道来成就功名，久久为工，这的确为以仁、义、礼、智、信为“核心价值”的“孔孟之道”逐渐大化流行起到了关键作用。

可见，任何一种价值观的确立和实践流行，第一需要长时间的培植教化，第二依赖于相应的社会制度安排和持续有效的支撑。还有一个问题：一个社会确实需要某种统一的、可普遍化的价值观，但社会实际生活的面向如此丰富多样，而且变化如此之快，因而任何特定的价值判断都有可能失之偏颇，所以才有所谓“核心价值观”的诉求。在我们这个时代，道德怀疑主义一方面是没有办法完全避免，当前的社会形势和道德现实，让我们不得不如此；另外一方面是因为人类的认知能力有限，我们身处时代之中，有时候确实会有“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