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的文化阵痛

以上我们从六个方面大致刻画了我们时代的基本特征。这六个基本特征中的后两个实际上是从纯粹的伦理学角度所做的分析。了解了我们这个时代，就不难了解我们时代的道德问题。以我个人初浅的了解和认知，我以为我们时代至少面临着五大道德难题。当然，我们实际所面临的道德问题肯定不止这五个，但是我认为这五个问题是我们时代最大的道德难题。所谓难题，乃是我们所面对或无法逃避却又难以解决的根本大问题。

首先是由市场经济的凸显给我们这个时代带来的道德商业化和功利计算的道德实利主义难题。毫不夸张地说，我们的时代功利主义盛行，算计利益得失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几乎已经成为支配人们日常意识和普遍行为的“价值评估”方式，这是曾经长期浸润于“文革”式道德理想主义教育的我们所未曾想到的、让人十分吃惊的社会道德巨变！北大钱理群教授有句名言，他以自己亲身的观察和经验分析为证，严肃地指出，这些年来北大培养的大多是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这么说当然有他作为北大教师所切身感受的“怒其不争”的怨气隐含其中，也不一定全面，但总体上反映了一种当代中国教育而非仅仅是北大的教育挫败的现实，这当然是一种让人——尤其是让教育工作者——十分纠结和沮丧的现实！历史地看，几乎所有进入现代化初期的国家和地区都曾经历过这种道德实利主义和伦理利己主义的痛苦。欧洲18至19世纪的启蒙思想家如康德和苏格兰启蒙运动时期的道德情感主义伦理学家都曾揭橥、分析和批评过这种利己主义和实利主义，17、18世纪的英国和法国甚至出现过“粗陋的利己主义”泛滥的情形，从莎士比亚的戏剧、霍布斯的《利维坦》、爱尔维修的整个伦理学和曼德维尔的《蜜蜂语言》等作品和理论中，都不难见到这类情形。

事实上，今天的中国正在经历许多现行现代化国家曾经经历的“道德文化阵痛”，不仅是北大，而且几乎所有的学校，乃至整个社会的氛围都在“营造”这种精致的利己主义，并已然“浸淫”其中而难以自拔。好在我们对此开始有了警觉。比如，最近从政府部门到各高校和科研机构都在强调，在高校和科研单位要加强基础研究，坚决“破五唯”（即破除所谓“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陋习）。然则，一些既定的制度安排和业已沉积的陋习并非是一所学校或科研机构所能改变的，更不是某些个人和群体所能改变的。它是一个社会大问题。经常有人谈到民国时期，一些学者如季羡林先生还没有发论文就能直接被聘为北大的教授，陈寅恪先生虽多年游学欧美诸多名校，却并未取得哪怕是一个诸如“博士”一类的头衔，但不仅被直接聘为清华国学院的导师，还被广泛誉为“教授之教授”。这种现象在民国时期可以，现在却不行，为什么？不仅是中国如此，国外也是一样。只不过有的学校可能灵活性高一些。当年哈佛大学政府系在聘任桑德尔时，罗尔斯作为推荐者的理由是，桑德尔博士学习还没有毕业就敢于发表批评罗尔斯本人的专著。客观地说，真正要扭转“五唯”现象，必须依赖于整个社会文化教育风气的根本改变和相应的制度革新。

我们所处的这个社会和时代功利主义盛行，构成了我们时代最主要的道德障碍之一，但同时也要用理性来批判反省这一问题。事实上，功利主义或商业实利主义并非当代中国的特有现象，而是几乎所有现代化国家都经历过或者必须经历的文化道德现象。大家知道，功利主义产生于英国大工业革命时代，也就是18 世纪晚期。历史的经验表明，当一个国家的经济进入高度发展阶段，社会财富超速度增长，重商主义和功利主义几乎就不可避免。17 世纪到18 世纪初，英国的伦理学有不同的学派，但是到了18、19 世纪，功利主义似乎就成为了主流，在整个社会流行。连马克思都持有一定的肯定态度，说早期功利主义几乎是无产阶级革命的财富，所以这个问题要两面看。只有当我们不仅让整个社会的经济生活真正强健起来，而且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都有了健全、富足和文明的高度，我们才能真正控制功利主义和实利主义之风的泛滥成灾。无论是个人还是社会，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但有了钱也不一定就是万能的。质言之，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也无法真正建立并长久保持良好的道德文明。这就是管子所说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面对当下社会盛行的实利主义、功利主义和利己主义，我们一方面要有批判地分析和有效地抵制，努力消解之，另一方面也要予以历史的、理性的具体分析和评估，不能落入简单的道德情绪主义泥淖。

第二个大的问题是，由于道德怀疑论和道德犬儒主义，导致社会的道德底线不断下沉，甚至无穷后退。底线伦理是罗尔斯提出的，他认为在一个日趋公共化的社会，作为公平正义的原则应该普遍有效，但是这个要求太高，只应作为社会的最起码且最普遍有效的原则要求，即所谓“the mini-maximization requirements”（“最小的最大化要求”，也就是正义原则的“底线伦理”）。可见，底线伦理是指所有社会成员在正常情况下都可及、可行、可达的伦理要求，也是一个“体面的社会”所不可退让的道德底线。遗憾的是，在我们当下的社会里，这个底线是不确定的，而且常常是可以无穷后撤或退让的。某一道德伦理事件出现后，总有人用“调侃”“忽悠”“段子”或“借喻”一类的方式，将其稀释，甚至消解为一个笑话。还有一些人认为，只要换个角度或者“网开一面”，一切都是可以“同情理解的”，不必“过于严肃”。很多人将自己行动的正当性建立在“别人也是如此”的托词之上，使得任何一件原本严肃的道德事件都难以得到严肃的对待和讨论。如此这般，我们这个时代似乎变成了一个没有原则的时代，不讲原则，没有立场，只讲相对经验和个人感受。于是，老人“碰瓷”，小孩“撒谎”，成年人“无所谓”，整个社会的诚信度急剧沉降，道德怀疑主义和道德犬儒主义大行其道。曾有人认为，社会的道德伦理就应该像管交通一样，多装摄像头，多监视，多惩罚，有的城市曾经一度还出现了私车装监视器车主才敢做好事的情形。大约十年前，央视《新闻联播》播出一条新闻：山东菏泽地区通过每家每户签订“赡养老人协定”而很好地解决了赡养老人的社会难题，真正实现了“老有所养”的社会精神文明。我看到这条电视新闻——确乎是现代文明社会里的“新闻”，甚至是奇闻！——时，心里不禁五味杂陈，好半天缓不过劲来，令人窒息啊！

这是一个多么具有反讽意义的社会伦理窘境！如果一个地区的养老问题只能靠“协定”“合同”之类的“社会契约”来解决，个人日常的道德帮护行为需要靠电子监视器来确保行善的“安全可靠”，一个社会的道德伦理只能靠立法主义来支撑，这个社会还有温暖么？生活在这样的社会还能幸福么？如此这般才有可能的道德伦理能够称得上真正的道德伦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