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对中国当代道德的影响

我们面临的第三大道德难题是，进入“后文革”时代，社会基本信念体系出现真空。我们发现并承认“文革”错了，不单是国家的经济被折腾得濒临崩溃，更麻烦的是“文革”的极左洪流激荡之后，我们精神园地一片荒芜残败，“假大空”的烟雾散去，我们终于醒悟，必须改过自新。“文革”错了，“后文革”时代何处寻找对的、真的、善的和美的？这么大一个软社会、强政府、多民族、大幅员、长历史、超体量的民族国家，不可能在一种多信仰、无信念、少共识的情形中长治久安，更遑论持续地健全发展。但实际情况却是，在“后文革” 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的信仰／信念体系是缺位的，或者说是紊乱的。“文革”时代的道德信仰过度理想化、高标化，许多道德口号喊起来不错，但实际上根本无法成为真正普遍有效和实际可行的道德规范体系，所以抽象、空洞，最终只能归于虚无。这也许是“后文革”时代我们陷入的最大最深的道德困境！前面提到的底线伦理实际上是对这一道德困境最直接的反应。所以，在告别“文革”之后的最初一段时间里，我们抚慰“伤痕”——借助于“反思电影”“伤痕文学”“朦胧诗”“后现代艺术”或“黑色幽默”等等，我们反省曾经，我们的道德终于“从天而降”，实现“天上人间”式的“大地复归”。

我想，这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甚或必然而然的。然而我们必须清醒，仅仅是“底线伦理”仍然是不够的。从上而下，我们当然首先得明确“底线”，要脚踏实地。但道德伦理之所以成为我们人类社会的必需，就在于我们不仅需要规范有序地料理我们的日常生活和人伦关系，还需要持守我们的心性品格和精神理想，古巴比伦文明的兴亡证实了这一道理。所以我们的道德伦理不仅要下保底，还要向上寻求意义和理想，对于当代中国来说，于斯尤甚，刻不容缓。我认为，底线伦理留下的一个欠缺是未能同时阐明信念伦理的前提预备，也就是作为上线伦理的信念或信仰伦理作为其充分必要条件的意义。在某种意义上，信念伦理恰恰是底线伦理之基础地位得以显现出来的前提条件，是底线伦理能够获得现实意义的前提和预设。没有上线，也就无所谓底线。不能否认，任何一个时代都有其道德英雄，既需要道德凡人，也不排除，甚至需要有其道德圣人。实事求是地说，“文革”结束到今天已经40多年，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怎样的道德信念体系？或者说，怎样的信念伦理才能与现代开放型社会所必需的底线伦理相呼应？依然是我们社会的一个开放性课题。现在很多的思想、思潮、理论都在争，大家各自都有各种各样的提法。但无论哪种提法，在现阶段重建社会的信仰体系是一个十分困难的事情。这个时代是一个文化多元化、人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追求多样化的时代，人们的价值取向、道德观念差异多样，甚至相互矛盾。因此，在尽可能广泛兼容这种差异多样性的同时，也需要努力融和会通整个社会的道德共识和伦理共享，在此基础上所寻求的信念伦理体系必定是多重复合型的、多层次多维度的，而非单一垄断型的。

我们时代面临的第四大道德伦理问题是，在大数据、智能化的现时代，一个由高科技所建构的虚拟世界已然产生，许多人将之称之为“数据与智能的新基建”。这使得我们时代不得不面对一系列全新的道德伦理问题，即自然人类与非自然物类之间的道德伦理问题。可以说，在此之前我们所面临的所有道德伦理问题都是我们人类自身的问题。我们都是自然人，以自然的方式慢慢地生存发展，成为“智人”，然后发展出人类群体生活，进入人类文明发展新阶段，事实上包括道德伦理本身等所有文明都是我们人类自身的发明和创造。在我们这个星球上，人类作为一种生命， 其实不是最强的，却最终成为了地球的主角或主宰。原因何在？人类得以文明的方式生存发展成为地球主人的秘密究竟何在？就自然生命本身而言，人类非但并不强大，而且十分弱小。看看《动物世界》你就不难发现一个“秘密”：在我们这个星球上，那些自然生命原本较为强大的生命物类（如，虎、豹），后来却变得需要原本弱小的人类来保护的境地，有的强大生命（如，恐龙）甚至已然消亡。与之相对，一些弱小的生命（如， 蚂蚁、蜂群、人类）却奇迹般地获得了世代繁荣。这是为什么？秘密就在于，这些弱小的生命物类选择了以“群集的”和社会的方式生存发展，看看那些庞大的蚁群、蜂群和它们所建造的精妙绝伦的蚁穴、蜂巢，就会明白这其中的秘密。作为一种高级或智性的生命，人类自身十分弱小，比如，普通的羚羊生下来十多分钟便能站立，半个多小时后就能小跑，而人类从出生到站立至少需要十个月左右，数年后才能小跑，而且永远也跑不过羚羊。但人类选择了群集生存和社会组织生活，发明了社会，因之保存和发展了自身。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人类本质上确实是“社会性生物”， 这是我们自然人进步成为文明人的基本方式和文明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