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五伦之演变

以历代思想家对“五伦”的解读为线索，厘清“五伦”在发生次序上的先后以及在序列价值中的轻重，有助于对“五伦”何者最为重要之问题的认识与评价。

尽管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将“三纲五伦”作为维护其统治的手段，但“五伦”的次序、轻重也是统治者有所考虑的。我们知道，儒家学派自孔子创立以来，一直都很重视人伦纲纪。《白虎通》曰：“纲者，张；纪者，理也；大者为纲，小者为纪。所以张理上下，整齐人道也。”（《白虎通·总论纲纪》）纲纪之所以设立，是为了“张理上下，整齐人道”，将人伦秩序化、等级化。西汉董仲舒正是在此基础上提出“三纲”范畴，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但由于董仲舒的“三纲”理论加速了人伦关系的等级化、贵贱化、尊卑化、秩序化， 迫使夫妇一伦降至人伦之末。因此，董仲舒的“三纲说”不仅适应汉代专制统治的需要，而且还为君臣、父子之伦凌驾于夫妇一伦之上找到了合理的根基：阴阳论。他说：“君臣、父子、夫妇之义，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阴道无所独行，其始也不得专起，其终也不得分功。”（《春秋繁露·基义》）又说：“天为君而覆露之，地为臣而持载之；阳为夫而生之，阴为妇而助之。”（《春秋繁露·基义》）正因如此，董仲舒就将“天之道”的阴与阳赋予了君臣、父子、夫妇与之相应的属性。那么，问题是：既然君臣有阴阳、父子有阴阳、夫妇有阴阳，又为何有等级、次序差别呢？原因在于：“阳尊阴卑”。董仲舒认为，“阳贵而阴贱，天之制也”（《春秋繁露·天辩在人》）。可见，夫妇一伦之所以是“三纲”之末，是因为“阳尊阴卑”，是因为“男尊女卑”，是“天之制”。除“三纲”之末的“夫妇之伦”被董仲舒贬低之外，更有臣子王吉进谏上书时，说：“夫妇，人伦大纲，夭寿之萌也。”（《汉书·王吉传》）

继汉代之后，宋代理学家亦不重视“夫妇之伦”，且多有贬低之意。这主要体现在对妇女思想的禁锢上。宋代理学家将封建纲常之理拔高为“天理”，要求妇女“倡随”“顺从”：“男女尊卑有序，夫妇有倡随之礼，此常理也；妇人以从为正，以顺为德。”（《周易程氏传》）尽管在他们眼里妇人所应遵守的“倡随之礼”“以从为正”“以顺为德”才称得上“妇德”，但不免让人质疑这种所谓的“妇德”让妇女是否有独立意识，是否有人格尊严？然而，程子的一句“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却让妇女成为男性的依附，丧失独立的人格。在父权、夫权至上的宋代，这种观念早已表明妇67 儒家“五伦”何者最为重要之考论女是没有独立的意识和自由的权力，有的仅是对“从一而忠”的操守。正是由于妇女丧失了独立的人格与精神的自由，导致其社会地位卑微低下，以至于出现了“鬻妻”的现象。因此，南宋进士袁凤对此发出了质疑：“夫妇，人伦之首，可尔乎？”［1］所以说，从宋代整个社会背景来看，由于封建纲常的固化以及统治阶层的专制，“夫妇之伦”显然不能与君臣、父子之伦一概而论。但是，二程在解释《周易》时说：“夫妇，人伦之始。”（《周易程氏传·家人》）这又是为何？事实上，二程是从发生学的角度来谈“夫妇之伦”，认为夫妇才是人类孕育生命的开始。但夫妇的组合离不开男女，而“饮食男女”之欲却是婚姻祸乱的开端，故程氏提倡妇人“从一而终”“为夫守节”这种单向义务实质是对妇女人格的迫害。所以作为人伦大纲的“夫妇之伦”，基本上都被宋代理学家所贬低、所拒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