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五伦之演变

从以上材料中，不难发现李贽对以往理学家所将“太极而无极”，“一阴一阳之谓道”解释为“一”的理论态度。在他看来，所谓的理气、阴阳、太极无极都是两个相对的概念，不能笼统认为它们是一体的。换言之，夫妇也是“二”，即男女的组合。若将夫妇解读为“一”（夫统一于妇），即是抹杀男女个体之异，取而代之的是夫权至上。因此，李贽反对程朱的目的在于清算父权、夫权、君权操戈的话语权，提升妇人的地位，使之与“夫”平，而不是“妇从夫”的一元结构。

继李贽之后，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对夫妇伦理的重视不亚于李贽，主要体现在婚姻伦理方面。他认为，“婚姻，人道之大者也”［1］。夫妇的形成必然经过婚姻的过程，而王夫之将婚姻作为“人道”上的“大者”，这就说明他对“夫妇之伦”的重视。实际上，在中国古代礼仪中早有关于“夫妇之伦”的记载，如《礼记》云：“礼，始于谨夫妇。”（《礼记·内则》）又云：“男女有别，而后夫妇有义；夫妇有义，而后父子有亲；父子有亲，而后君臣有正。故曰：‘昏礼者，礼之本也。’”（《礼记·昏义》）对此，清代孙希旦认为“夫妇之伦”是“人伦之首”的原因是：他在注解《礼记》时，由“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这句断定“礼始于夫妇”。因此才说，“夫妇之伦”是父子、君臣之伦的前提和基础。《六德》亦云：“生民斯必有夫妇、父子、君臣。”（《郭店简·六德》）事实上，夫妇的结合是阴阳、乾坤的结合，正所谓“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周易·系辞上》）。作为建构夫妇伦理的基础，婚姻不仅是“合二姓之好”，更重要的是它“上事宗庙，下继后世”。所谓“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礼记·昏义》），而“昏礼，万世之始也”（《礼记·郊特牲》）正是此之谓。由此可见，“夫妇之伦”之所以被王夫之重视，是因为“夫妇之伦”既是人类生命延续的重要开端，又是道德伦理的传承与发展。

作为形成夫妇的条件，男女婚姻乃承天地阴阳之性配合而成。如《周易》云：“天地缊，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周易·系辞下》）天地之气（阴阳）流行运转，是万物精醇的条件，并非天所生或地所生。同理，离开男女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孕育生命。宋代经学家孙觉将此解释为“男女之义”是“天地之道”，他说：“独阳不生，独阴不成。故有天则有地，有日则有月，男女之义，婚姻之礼，天地之道，人伦之本也。”（《春秋经解》）夫妇不仅为人伦之本，而且是家、国乃至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在儒家看来，有天地阴阳，才有男女婚姻；有男女婚姻，才有父子才有君臣，即伦常礼义、社会组织都基于婚姻。所以，《诗经》言： “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诗经·大雅·思齐》）可见，无论是君臣还是父子，若没有婚姻的出现，都无法长久下去。这亦是古人将“夫妇之伦”置于君臣、父子之伦之上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