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五伦之君臣之论

如果从先秦儒家《论语》中的微言大义我们可以推出“五伦”之“夫妇之伦”最为重要的话，那么基于“宗法制”的“亲亲”“尊尊”理念就能断定儒家对君臣、父子之伦的强调和重视。君臣、父子伦理常常被汉代以降的经学家、理学家相提并论，至于二者谁最为重要，还未见分晓。因此，有必要从儒家经典文本和“亲亲”“尊尊”之观念出发来厘清二者何者更为重要，便成为不二的选择路径。

从儒家的经典文本来看，父子、君臣、夫妇、兄弟、朋友五伦在《论语》里面皆已出现过，但孔子并未将“五伦”系统化，形成一套完备的理论体系。然而在《中庸》中，我们可以发现，“五伦”作为一个整体完整地出现，可并未发现五伦之伦理规范或道德义务，如其言：“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礼记·中庸》）尽管《中庸》未对“五伦”作道德的规定，但它却已将君臣置于人伦之首。相反，《孟子》不仅对“五伦”作出了道德的规范，而且将父子伦理置于人伦之首。原因何在？从《中庸》的思想上来看，虽然它言及“诚”“君子之道”等义理较多，但很多时候是从政治的角度去谈论的，如：“至诚之道，可以前知。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礼记·中庸》）由此观之，《中庸》以“诚”修身，以“诚”来造就为政治而服务的君子，这就无形中强调了君臣伦理，故“君臣之伦”最为重要。

然而，孟子却将“五伦之首”转变为父子一伦。实际上，这是在《中庸》之上的一大推进与发明，这也很有可能跟当时的社会背景和思想政治息息相关。孟子生在战国时期，诸侯竞逐、群雄争霸，以至于为了权力而“大义灭亲”。对此，孟子提出“仁政”思想：一方面在国家、社会治理中要求“民贵君轻”；另一方面在家庭中要求“亲亲而仁民”。这表明孟子在其思想中暗含着“亲”大于“君”的先决条件。自孔子创立儒家以来，“仁爱”思想就打上了血缘的烙印。换言之，孟子所主张的“仁政” 思想亦是从血缘情感出发，这就不难将“亲”大于“君”置换成“父子之伦”大于“君臣之伦”。故在孟子看来，二者之中“父子之伦”最为重要。然而，作为性恶论的代表荀子则反之，说：“上无君师，下无父子、夫妇， 是之谓至乱。”（《荀子·王制》）荀子将“君臣之伦”与“父子之伦”分为上下级，意在说明“君臣之伦”与“父子之伦”不仅有先后、次序之分， 且“君臣之伦”比“父子之伦”重要。75 儒家“五伦”何者最为重要之考论

在孟荀观点上，我们无法真正断定二者何为更重要。但是，儒家经典文本为我们提供了答案。《孝经》曰：“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孝经·三才章》）；“天地之性，人为贵。人之行，莫大于孝”（《孝经·圣治章》）。古人将行孝道作为日常行为不可动摇的准则，没有什么事情比行孝更重要。所以，“父子之伦”（代表孝）比其他伦显得尤为重要。哪怕是忠孝发生冲突，在古人眼里“父子之伦”都应优先于“君臣之伦”（代表忠）。但为了调和忠孝矛盾，《孝经》提出“移孝作忠”的理论，认为“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顺可移于长。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孝经·广扬名章》）无论《孝经》之“移孝作忠”是出于什么目的，但其理论成立都取决于“孝先于忠”的前提条件，否则无“忠”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