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五伦之君臣之论

从“亲亲”“尊尊”来看，若“亲亲”优于“尊尊”，那么父子伦理大于君臣伦理；若“尊尊”优于“亲亲”，那么君臣伦理大于父子伦理。所谓“亲亲”是先秦儒家重视血缘关系，把亲情放首位，孔子的“亲亲互隐”就是最好的说明。他曾在《论语》里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子路》）我们将此问题置换成忠孝冲突，如孟子的“窃负而逃”“为父绝君”［1］。换言之，这也是儒家“一言以贯之”的“爱有差等”，即人对父母与君主的“爱”是相异的。然而，儒家的人伦观经汉代董仲舒等经学家的改造，“五伦”变成了带有绝对封建的“三纲”。如前文所述，他借阴阳来说明君臣、父子和夫妇等人伦关系，并将君臣置于父子、夫妇之上。实际上，这也是“尊尊”优于“亲亲”的具体体现。

值得注意的是，清代有部分官员在“父子之伦”与“君臣之伦”难以作价值排序时，最终还是将“君臣之伦”推至“五伦之首”。据《大义觉迷录》记载（曾静奏章）：“五伦之中，又惟君臣、父子为更大。君臣虽从义生，而以人合；父子虽从仁出，而以天合。其实君臣之伦，大过父子之

出自孟子与其弟子的对话，弟子问：“舜为天子，皋陶为士，瞽瞍杀人，则如之何？”孟子答曰：“舜视弃天下犹弃敝踪也。窃负而逃，通海滨而处，终身欣然，乐而忘天下”。这与孔子的“亲亲互隐”如出一辙，但孟子却直接指出“亲亲互隐”的具体做法。虽然在此不能否认“尊尊”（君臣）不重要，但孔孟都是回答忠孝问题的高手，如孔子避开忠孝的主要矛盾，弱化其问题；孟子直指矛盾，并明确价值取向。可见，无论忠孝如何变化、如何冲突，以“亲亲”为起点的孝始终要先于“尊尊”的忠君。亲。盖以父则对子，其尊只在子一身之上；君乃天下万物之大父大母，其尊与天配，在万物之上，故五伦以君臣为首。”［1］在曾静看来，君臣有义、父子有亲（仁），只有比较“仁”于“义”的大小，则可以断定君臣、父子谁为首，一句“其实君臣之伦，大过父子之亲”就说明了义大于仁，这是第一点证明；其二，他从对应关系论君臣、父子何为首。“父尊子一身” 与“君尊万物而配天”相比较可知，“君臣之伦”为首。当然，这并不与上文所论证的清代“五伦”以夫妇为首相矛盾，反而是一种补充，原因就在于官员受“在朝忠于国”观念影响，其个人的君臣意识较强而已。

总之，自汉代以降，关于“君臣之伦”与“父子之伦”何者最为重要的问题，要视情况而定。若重“亲亲”的话，实则“父子之伦”重于“君臣之伦”；若重“尊尊”，实则“君臣之伦”重于“父子之伦”。当然，除君臣、父子有轻重、先后之分之外，还有二者并列的情形也不能忽视。这主要是宋代的理学家二程将君臣、父子作为“天理”的内容，说：“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2］还说：“道之外无物，物之外无道，是天地之间无适而非道也。即父子而父子在所亲，即君臣而君臣在所严，以至为夫妇、为长幼、为朋友，无所为而非道，此道所以不可须臾离也。”［3］由此可见，对于君臣、父子这两伦何者最为重要的问题，无论是哪种路径，哪种形式，二者何为首都不是考察的重点，因为自古代“家国同构”以后，家国观念就深入人心，而君臣对应国，父子对应家，二者很多时候是相提并论，故人们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将君臣、父子二者并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