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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对本体论证明的批判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在开始阶段,沃尔夫和鲍姆加登的相对较容易的目标在初步的小争执中被处理。然后, 随着这些对手的退场,康德把注意力集中在莱布尼茨身上,我将表明,莱布尼茨成了他其余部分的讨论的最直接的目标。
康德向莱布尼茨发起了两次攻击。第一次是他的著名的指责,即存在(或现实性)不是一个实在的谓词。康德使用了他的著名的“100塔勒”的例子(A599/B627)的论证来支持这一主张。我将表明,此论证对莱布尼茨的反驳是成功的,因为在这方面,康德能使莱布尼兹的某些承诺无效,这也会使得他对莱布尼茨的推理的反驳变得有力。第二次攻击是康德的指控,即莱布尼茨并没有证明一个“最高的存在者”的实在的可能性——这是一个拥有所有实在性的存在者——因为他没有表明所有的实在性是可共存的(A602/B631)。我将表明,第二个反驳对笛卡儿和莱布尼茨都是成功的,但是康德表明他最初是以直接的方式来反对莱布尼茨的(同上)。
本文的主体部分是致力于对康德的存在论题——存在(伪装成现实性)不是实在的谓词——的论证进行解释和辩护。但我希望顺便能进一步实现两个另外的目标。首先,通过关注康德的一些小的反对者,我希望能够说明他对本体论证明的一个更模糊(也更被忽视的)批评,那就是主张在本体论证明的企图中,康德的对手已经陷入了一个矛盾(A597/B625)。其次,我将重新评价卡特鲁斯(Caterus)对本体论证明的反驳在康德的讨论中所扮演的角色。我会表明,康德并不认为这一反驳一般是有效的,他只是针对某些被挑选出来的对手,他认为由于特殊的原因他们很容易受到批评。然而,我将从通过审视康德在第一《批判》中提出本体论证明的细节开始。我这样做部分是为了确认可能引起争论的前提,部分是为了最直接地建立康德与一个典型的莱布尼茨式证明的版本之间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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