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哲学的语源与早期概念

后来柏拉图阐述了一个不同的但是与技艺相关的理解。例如，在《斐德罗篇》（Philebus）中，认识（knowing）被分为涉及教育或教养和从事制作或生产两种（55c）。第二种认识中的技术知识又分为两种：一种（以音乐、医药、农业为例）是仅仅在实践和经验基础上通过猜测和直觉发生的，另一种（如木工）则是有意识地使用编号、丈量和称重（55e-56c）。后者具有更大的akribeia（正确性或精确度），从主要意义上而言是计价技艺。因此，技艺是不同于政治类（教育，推广到治国之道）的一切人类活动和知识，与物理制作或生产活动关系更密切。此外，这些制作活动大多是真正地涉及一些定量精度的技艺。

亚里士多德认为，技艺的互补理解是作为参与现实的不同形式频谱中的一员，从感觉通过经验再到理论之间（形而上学1）。根据他的正式定义，技艺是ξιζμετ λóγου ληθοζποιτικ （Nicomachean Ethics VI，4；1140a11）。完全从字面翻译（slavish literalness）：技艺是一种具有指令朝向制造（人类生产）的真正逻各斯（logos）的习惯（或行为的稳定倾向）。这种技艺的定义被后来的学者重复用来定义艺术（拉丁语ars），其中有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伊弗雷姆·钱伯斯（Ephraim Chambers）（在1728年他的百科全书中），而更被最近的新托马斯主义学者傅乐安·吉尔松（Etienne Gilson）和雅克·马利坦（Jacques Maritain）所使用。其次是实在者，技术知识的非功利性特征占了上风，在一定程度内这是正确的，这种逻各斯以aitia（原因）直觉的gnosis（心理理解和认知）为基础（Metaphysics I，1；981b 6-7）。就这样，技艺被视为认识论（episteme），因为它涉及真实的世界意识而且可以被教授或传递（Metaphysics I，1；981b 8-10）；但它是一种独特的认识论形式，因为它是不断变化而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参见Nicomachean Ethics VI，6；1141b 31-36）。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在强调技艺的“逻辑的”特点方面意见一致，尽管他们在涉及的逻各斯的种类方面意见不一。然而，两人都没认识到要加入这两个词（neither felt drawn to join the two words）——技艺的逻各斯。技艺只是使用了逻各斯。简单地说，柏拉图的eidos（理念或形式）或亚里士多德的aitia（原因）是可以透过逻各斯经由技艺被掌握或知道的。不能被掌握的是过程，以及poiesis（制作）过程的“如何做到这一点”。

好像是为了强调这一点，亚里士多德进一步论证了“了解形式和内容”是技艺的一部分，但内容，原始物质（hyle），只有“在一定程度上是这样”（Physics II，2；194a23）。“内容本身是不可知（agnosis）的”（Metaphysics VII，10；103a9）。形式是工匠心里的想法（Metaphysics VII，7；1032a35），但是它与内容的联合完全受内容及其特定理解力的支配。制作过程的最终指导不是理性而是感性（aisthesis）（Nicomachean Ethics II，9；1109b23；cf．II，2；1104al-9）。例如，亚里士多德甚至将形式和内容的相聚描述为依赖物质“欲望”（“desire”）或“外展”（reaching out）（Physics I，9；192a18）。一位学者准确继承了这种思想，邓恩［Dunne，1993］详细论证了技艺和实践知识（phronesis）之间的密切联系，或者说是那种在实际事务中现实化的由具有正确援助的潜在准备和能力的认识所构成的实践智慧——不能被降低到某种方法的认识。在对古希腊和古罗马技术的精辟分析中，历史学家塞拉菲娜·科莫［Serafina Cuomo，2007］比较了柏拉图哲学和亚里士多德哲学的概念与希波克拉底文集（Hippocratic corpus）中的那些概念，认为哲学和医疗的理解都注意到技艺与命运女神（tyche）或运气之间的密切联系。尽管技艺具有可教性，但器物的实际制作或健康的保持具有随机性，因为它依赖于物质的特殊性，这样行事的运气就与契机（kairos）或者适当的时机完全一致。同时，这种把握时机的能力把人类事务引入了一个聪明或狡猾的国度（a clever or devious power），这对于社会秩序既是必要的又是一种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