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工程的哲学定义

比卡普更值得注意的是19世纪晚期出自小官员之手的有关技术员（Techniker）的一系列哲学专著。在德国统一后的快速工业化进程中，作为技术共同体一部分的工程师们在德国文化界中寻求地位。在德国文化界中，教化（Bildung）占据首要地位，可粗略理解为通过高文化的准则实现教育发展。在通过独特的技术教化追求认可的过程中，工程师们发展出一种以工程为基础的技术哲学（an engineering-based philosophy oftechnology）。20世纪，讲德语的俄罗斯工程师彼得·冯·恩格迈尔（Peter von Engelmeyer）在一本德国工程杂志上发表了12篇关于“普遍提问编码规则技术”（“Allgemeine Fragen der Technik”）即技术的一般性问题的系列文章，至此，工程师们对技术哲学的贡献已经变得广泛。恩格迈尔论述了从事关于工艺（Technik）基本问题的许多作者，包括其他工程师，诸如马克思·玛利亚·冯·韦伯（Max-Maria von Weber）、弗朗茨·伊卢克斯（Franz Releaux）和约瑟夫·波普尔·利库斯（Josef Popper-Lynkeus）等。这些工程哲学家，包括恩格迈尔本人，努力处理科学和工艺（Technik）、文化和工艺（Technik）、进步和工艺（Technik），以及技术员（Techniker）的社会地位和工艺（Technik）本身的性质之间的关系——这些问题始终是技术哲学的核心。这种工程哲学一直持续到20世纪，工程师们强调工艺（Technik）的创意性和精神性以此保护自己，抵御人文知识分子的批判。此类作品的一部分对杰弗里·赫尔夫［Jeffrey Herf，1984］冠名的“反动的现代主义”（reactionary modernism）做出了贡献，这一主义在德国国家社会主义者中普遍存在。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科学和工程共同体内很少关注英语中的“技术”（“technology”）。当该术语作为讨论的焦点出现时，它结合了两种含义：其在19世纪作为工业艺术的科学的定义与借鉴了德国工艺（Technik）的内涵的定义。到了20世纪60年代，具有这些合并含义的“技术”间或出现在科学家和工程师中，用于提及物体（主要是产品和装置，较少指结构）、过程（从技能到生产、运输和通信的系统或网络）、知识（两者如何制造和使用）——偏向于产品和过程。如果追求专一性，科学家和工程师都倾向于在本质上设想技术是应用科学。这个概念来自比奇洛关于技术作为有用艺术的应用科学的观点。但是，应用科学的属和种可以采用两种不同的形式划分：对科学家而言，应用科学更有可能属于科学，包括其物种分化的应用；对工程师而言，应用科学一般归属于工业或机械艺术，包括其对分化的科学追求。前者采用了科学的成果，并把它们转换为在结构、产品、过程或系统的设计与创作方面可供利用的形式；后者采用并适应了科学的方法，把传统技术的实践转换成更系统或科学的形式（参见本手册第一部分：“科学—技术模型的关系”）。

在已经成为次要经典的一个解释中，历史学家埃得温·莱顿（Edwin Layton）将科学应用至“镜像双胞胎”的科学与工程共同体中，总结了这两种应用科学形式的出现。然而，第二次转换是最显著的。在19世纪：

技术知识在其百年历史的传统工艺矩阵中被连根拔起，并嫁接到科学之上。技术共同体被作为科学共同体的一个镜像双胞胎重建，其在1800年已经成为一门工艺事务，但自中世纪以来变化不大。在技术进步的先锋队中，工匠被新一代的科学从业者所替代。对于从大师传到徒弟的口述传统，新的技师取代了大学教育、专业机构和仿效科学的技术文献。为了科学的实验和理论分支，技术中出现了等价物。因此，到20世纪初，技术问题可以被视为科学的问题，传统方法和剪切—尝试经验主义可以用从科学借鉴来的强有力工具来补充。这一变化在物理科学与土木、机械、电气工程等方面最为明显，［其结果］可能被称为“技术领域的科学革命”（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in technology）［Layton，1971，p．5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