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哲学在人文科学中的定义

然而到了20世纪，在回应工业制造业、消费经济学、行为心理学、商务管理和集权政治等领域工艺的合理化和其他形式实践崛起的努力中，这个传统被赋予了新的生命。在每种情况下，这一主张形成了曾经依赖于个人经验和洞察力的操纵和控制，可以通过其更自觉的系统发展而被取代并加强。这一努力被雅克·埃吕尔［Jacques Ellul，1954］所批评。例如他认为，作为一种把每个人变成技术人员的努力，它没有认识到技术本质上的无法完全掌握所导致后果的程度。对于埃吕尔来说，人类行为总是有意想不到的后果，甚至尤其是当行为通过技术在力量和范围上变得强大时。在探索这种具有明显的现代人类批评的传统中，约瑟夫·邓恩（Joseph Dunne）把亚里士多德的技术和实践智慧（techne and phronesis）分析放到与约翰·亨利·纽曼（John Henry Newman）、R．G．科林伍德（R．G．Collingwood）、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汉斯-乔格·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和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的对话中，所有人都试图重新思考实践行为在面对技术化压力时的本质。特别是在受到把教育转变为有效技巧的努力的刺激时，邓恩的研究在许多生活领域对“技术掌握的可达性”提出质疑，认为“实用知识……［是］一个仅能在个人经验和性格的土壤中成长的果实”［Dunne，1993，p．358］。

尽管存在何为现今所谓的技术的传统这种关注，在人文主义话语中还存在一个与英语术语有关的奇怪悖论。例如，在邓恩的作品里，“技术”甚至没有出现在索引中。事实上，从19世纪早期开始，诗歌和小说（尤其是现代主义的诗歌和小说）越来越多地涉及技艺的现代形式，但即使是在那些重要诗歌、短篇小说、戏剧或者小说中，“技术”也几乎没有出现在标题或者文章中。人们可以在标题和许多文章中找出具有特定技术（如火车和桥梁）的与技术密切相关的术语，诸如“机器”、“工业化”、“发明”和“应用科学”等。科幻小说的整个流派可能应更准确地贴上“技术小说”的标签。甚至除了这个贴错标签的流派外，涉及技术的富有想象力的文学也青睐诸如“科学”和“机器”一类的词语；想想玛丽·雪莱［Mary Shelley，1818］的《科学怪人》（Frankenstein），塞缪尔·巴特勒［Samuel Butler，1871］的《埃瑞璜》（Erewhon），马克·吐温［Mark Twain，1889］的《误闯阿瑟王宫》（A Connecticut Yankee in King Arthur's Court），亨利·亚当斯［Henry Adams，1901］的《亚当斯的教育》（The Education of Henry Adams），赫胥黎［Aldous Huxley，1932］的《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和库尔特·冯内古特［Kurt Vonnegut，1952］的《自动钢琴》（Player Piano）。在每种情况下，尽管关注的焦点是先进的技术人工物与人类事务之间不确定的关系，术语“技术”由于其缺席更引人注目。一方面，其缺席支持了“技术”仅成为相对接近关键词的想法，即使是技术在20世纪50年代以技术为主题的小说中的缺席也是如此；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涵盖普遍现象的术语，“技术”显然缺乏文学所要求的特殊性，即使是文学涉及工业化制作与使用的某些方面。

继而，恰如其分地，“技术”这个单词最初持续出现是在20世纪60年代的人文学科中，通过文学批判作品——批评主义呼吁关注好奇并可能具有讽刺意味的特征的文学，尤其是对技术表现出一种矛盾态度的现代主义文学。虽然这样的文学更像是不具有批评性的技术文化，它也经常含蓄地将技术融入文学之中。例如，托马斯·里德（Thomas Reed West）的《钢铁之躯：美国文化中的文学和机器》（Flesh of Steel：Literature and the Machine in American Culture）记载了“对机器及其学科［作为］一种抛弃的主导态度”［West，1967，p．133］。与此相反，卫理·西佛［Wylie Sypher，1968］的《文学与技术：外星人视觉》（Literature and Technology：The Alien Vision）表现出对现代技术审美的痴迷。赛西莉娅·提希（Cecelia Tichi）的《换挡：当代美国的技术、文学与文化》（Shifting Gears：Technology，Literature，Culture in Modernist America）也同样探索出“齿轮和主梁技术的文化是工程师、建筑师、科幻作家和诗人的协同努力［Tichi，1987，p．16］”。其他两部文学批评的经典著作进一步探讨了相关问题：里奥·马克思［Leo Marx，1964］的《花园中的机器：美国的技术与理想田园生活》（The Machine in the Garden：Technology and the Pastoral Ideal in America）和赫伯特·苏斯曼［Herbert Sussman，1968］的《维多利亚女王时代与机器：技术的文学回应》（Victorians and the Machine：The Literary Response to Technology）。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马克思和苏斯曼的作品中，主要术语也是“机器”，次要术语才是“技术”。只有在之后的几十年，人们才越来越多地研究“技术”这个术语，同时偶尔把一个特定的技术移至一个副标题中。例如，卡罗林·马文［Carolyn Marvin，1988］的《当老技术被更新：关于19世纪后期电子通信的思考》（When Old Technologies Were New：Thinking about Electric Communication 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蒂姆·阿姆斯特朗［Tim Armstrong，1998］的《现代主义，技术与身体：一个文化研究》（Modernism，Technology and the Body：A Cultural Study）或帕米拉［Pamela Thurschwell，2001］的《文学，技术与奇幻思维，1880—1920》（Literature，Technology and Magical Thinking，1880—1920）（也可参见［Greenberg and Schachterle，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