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哲学在人文科学中的定义

随后，20世纪后半叶，在人文学科领域，“技术”开始越来越多地指工业的综合设施、工业产品和技术基础设施，它们与现代科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人文学者努力确定适当的语言去指代这些制作及使用的新形式，它们不仅给农业、工业、交通和通信带来越来越多的改变，也给较高文化元素带来改变。回首往事，学者如路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1934］主张更广泛地探索技术与文明之间的相互作用，并指出机械钟怎样改变时间经验和印刷机文学的。展望未来，学者如瓦尔特·本杰明［Walter Benjamin，1961］（在一篇写于1935—1936年但直到他去世后才发表的短文中）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分析了技术和文化的相互作用（Das Kunstwerk im Zeitalter seiner technischen Reproduzierbarkeit）。这个有影响力的论文其原英文标题是“The Work of Art in the Age of Mechanical Reproduction”——将德文的技术（technischen）表述为“机械的”（mechanical）而不是更为文学的“技术的”（technical）。如果本杰明的关注方向在20世纪最后三分之一的时间里得以明确表达，他们可能会考虑数字复制和图像处理的多样性，这超出了任何纯技术或纯机械的事物，所以，这个关键的英语形容词应该是“technological”。

同样，在20世纪最后25年内，与托马斯·品钦［Thomas Pynchon，1973］的《万有引力之虹》（Gravity's Rainbow）和罗伯特·波西格［Robert Pirsig，1974］《禅与摩托车维修的艺术：价值调查》（Zen and the Art of Motorcycle Maintenance：An Inquiry into Values）小说不同，“技术”已成为一个指称十分确定的术语，似乎不仅包括工业制造活动及其社会或体制的扩展，还包括涉及这种活动和物质与组织性产品的知识，以及这类产品使用和与此相关的多样化意图和动机的约束。技术已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意识形态，一种面对世界的态度——虽然唐·德里罗［Don Delillo，1985］的《白色噪声》（White Noise）一直避开使用青睐大量更精确地想象的客观对应物的术语，诸如中毒事件、电视、交通和毒品等。然而，在杜威的生命晚期，他承认了这个新术语的出现，他提议在自己的人类经验分析中，用“技术”取代“工具主义”一词。“我认为，科学作为知识有与众不同的特性。在这一观点中，如果我能彻底地用‘技术’取代‘工具主义’一词，就很有可能避免那些误解了”［Dewey，1944，p．285n］。

杜威的“技术”与“工具主义”（“instrumentalism”）之间的联系表明，欧洲大陆语言中“technique”的概念和英语中的“technology”存在一种联系。很显然，许多人文学科学者力图通过接受术语“technics”来保持欧洲大陆语言的重点。文学兼社会批评家芒福德，经历过漫长充实的生活后，更喜欢用“technics”，而不是“technology”（有关芒福德用法的扩展，见［Fores，1981］）。政治理论家兰登·温纳（Langdon Winner）和哲学家唐·伊德（Don Ihde）在一些早期作品中也是如此。［Winner，1977］在《自主技术：不受控制的技术作为政治思想的一个主题》（Autonomous Technology：Technics-Out-of-Control as a Theme in Political Thought）一书中合并了两个术语。伊德在《技术和实践：技术的哲学研究》（Technics and Praxis：A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1979］中保留了细微的区别，其中“工艺”被视为与器乐使用等同，但是后来在《生命世界和技术：从花园到地球》（Lifeworld and Technology：From Garden to Earth）［1990］一书中也改为“技术”，成为一个包容性术语。在一定程度上，工艺的英语用法取代技术似乎是名义上的区别。

尽管如此，假设“工艺”比“技术”范围窄是合理的，这在人文学科中通常被视为一种独特的存在方式，一种意识形态，因此——就像宗教信仰或民主一样，需要严格的现象评估和审慎地分析反思。技术哲学，产生于人文话语群体内部，起初呈现出明确的道德基调——往往是挑剔的或消极的，有时是快乐的和肯定的，总是在分析和鉴别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