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哲学在社会科学中的定义

古典政治经济学中关于工业技术最为持久的讨论是在马克思《资本论》（Das Kapital）的第一卷，尤其是“机器与工业大生产”（Machinery and Large-scale Industry）这一章。但是，即使是马克思，也没能对“技术”下一个一般的定义；尽管他将重商主义经济学者的技术（Technologie）与英国的政治经济学中对机器的重点关注结合在一起。马克思对技术（Technologie）最概括的描述出现在他针对机器的概念而做的一段冗长的脚注中。这一注解由呼吁“技术的关键历史”开始，论证了发明的集体性基础。接下来打了一个比方，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对自然技术历史的兴趣，“自然技术，即……将动植物器官的形成比作动植物生存的生产工具”。马克思提出类似的“人类社会生产器官的发展史”，引出了一个他最著名的论断：“技术揭示了人与自然的积极关系，他们生活的直接生产过程，以及他们的社会生活关系和流露出来的精神状态”［Marx，Kapital I，ch．xiii，n4］。

人们当然可以将“技术”的使用解释为物质生产过程的直接指代，一种与意义相媲美的用法。另外，马克思的《资本论》在其他地方清楚地表明，他按照重商经济学家的路线，将技术（Technologie）解释为关于指导生产过程的一门技术（Wissenschaft）。在注释中，马克思明显将技术概念化为一种有助于揭示社会关系的物质基础和思想意识的潜在（社会）科学的产物。尽管这一观点并未得到马克思及其追随者的进一步发展，但其观点“人类历史的核心是生产的工艺流程”却对后来的德国社会科学家产生了巨大影响。但当这些学者讨论马克思对生产的分析时，他们使用了术语Technik（技术，德语）而不是Technologie（技术）。

19世纪晚期，Technik一词在德国工程师的讨论中进入德国社会科学，在古斯塔夫·施穆勒（Gustav Schmoller）、韦伯（Weber）、格奥尔·齐美尔（Georg Simmel），尤其是桑巴特（Sombart）的著作中有引用。桑巴特在其著作《现代资本主义》（Der Moderne Kapitalismus）［1902］的第一版中，详细探讨了新技术（现代技术）。第二年，他通过分析19世纪德国的技术（Technik）扩大了这一主题，强调经验技术向科学技术（Technik）转移。在1910年德国社会学学会（Deutsche Gesellschaft für Soziologie［German Society for Sociology］）的第一次会议上，桑巴特和韦伯详细阐述了他们的观点，桑巴特提交了关于“技术与文化”（“Technik und Kultur”）的论文。

桑巴特和韦伯都不认同技术是人类事务中独立变量的观点，相反他们坚持认为感性（精神或理智）具有更基本的因果作用。韦伯在其《经济与社会》（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1914］一书中，通过行为种类的著名分析，对技术（Technik）进行了简要讨论，他在该书中对技术与经济（Technik and Wirtschaft or technology and economy）做了严格区分。韦伯将Technik（技术）限定在实现某一特定结果的最佳方法类问题，认为对成本的考虑暗示了结果的不同；对于韦伯而言，这些选择属于经济行为的范畴。这种理解实际上是将技术从文化领域删除，降低到一种几乎是对科学原理的机械运用。法国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大量的社会科学家——其中，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伊·迈耶森（Ignace Meyerson）、安迪·勒鲁瓦·古尔汉姆（Andrè Leroi-Gourham），以及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提出了一种关于技术（la technique）的类似学说。与德国人相比，法国人对人类学、社会史和工人的关注更多［Long，2005；Salmon，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