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与技术哲学的定义总结

到20世纪最后的25年，“技术”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基础稳固的关键词，尽管有一种131个这类词条的颇有影响力的处理将它放置在关于解析注意空间的最底层［Williams，1983］。与此同时，技术的含义在整个话语群体发生了显著变化，正如之前在对科学与工程、人文学科、社会科学的理解和定义的回顾中所显示的那样。这些变化表明，需要与语境相关的技术哲学方法，正如三个基本的学术共同体内部各自理解的一样。每个学术共同体内部或每个共同体之间，一种定义或定义策略或许会比另一种更为合适，这就产生了互补的技术哲学和工程科学。

关于互补哲学（complementary philosophies）的可能性，有两点需要说明。其一，尽管有无数方法可以解析一种现象，如整理、分类，但定义仍是人类行为与思考的基础。定义的语境依赖性并不意味着它们可以被偏废或者冷漠对待。在形而上学意义上，定义的应变（definitional contingency）可以被解释为披露所有存在的程度是有限的还是部分的，但并不会因为这个原因而不真实［Harman，2005］。在认识论上，定义与分类在本质上是人类行为。其二，从实际的、认识论的含义到道德的和审美的含义，任何分类与排序的行为都具有多方面的含义。关于这一点，套用一种论点，我们的生活和生活周围到处都有定义，它反映并塑造了我们实际的、认知的、道德的和审美的选择与经验。无论从认识论上还是道义上，“创建灵活分类使使用者能够意识到它们的政治和组织维度，并明确地保留它们的构建痕迹”是很重要的［Bowker and Star，1999，p．326］。

在诸如科学哲学、宗教哲学和语言哲学等其他哲学领域中，定义的追求已经被作过比较。在每一种情况下，有助于明确定义策略的语境功能依次为不同哲学领域的讨论做好准备。在第一种情况下，尤其是按照科学家们自己的观点，科学通常被认为是依据其方法进行区别。这一论点是基于联系相当紧密的科学共同体内部对方法重要性的自我认知，以及科学渴望成为一种循序渐进开展的认知活动的事实。许多哲学家都支持这样一个观点，即科学家们通常将科学方法视为必要的和指令性的。打个比方，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1963］认为，科学包含知识进步的主张是能够（原则上也许不是当前的实践中）被一些测试证伪的，并且也的确通过了至少一种测试（虽然它们在将来可能无法满足其他测试）。但是，关于任何一种科学方法的描述是否足够的争论已经成为科学哲学领域的一个基本主题，与此同时，社会科学家甚至挑战科学家（和一些哲学家）中的科学作为一种以方法为基础的共同体自我理解［Pinch and Collins，1993］。一些工程师以类似的方式提倡依据方法来定义工程［Koen，2003］，再次引发了有关各种建议是否足够的讨论——同时也对社会科学提出质疑，即工程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其自身的方法论理想。此外，也有理由质疑工程共同体是否像科学共同体那样是紧密联系的或完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