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应用科学的技术哲学

发展与衔接这些过程的两个方面，与现阶段科学与技术之间的比较尤其相关。首先，即使在一个子域中，人们往往可以找到种类繁多的不同模型和计算方法，每种模型和计算方法都有一个具体的、与之相配的实验种类。南希·卡特赖特（Nancy Cartwright）［1983，pp．78-81］以激光物理为例进行了探讨，文献记载了至少六种光谱线自然扩张的模型。她强调了每种模型的适用范围都非常小，即仅限于几个类型的实验现象。而且，科学家并不认为这些不同的模型是竞争性的，而是相互补充完善的，因为每个模型都有其特定的目的。

其次，建模的主要功能是在距离非常大的相对原理图、简单的基础理论与最复杂的实验世界之间架起一座桥梁［Morgan and Morrison，1999］。因为这个距离，仅在基础理论的基础之上架桥沟通是不可能成功的。因此，在实践中我们看到的常是，多样化的方法与途径的使用并不能从理论的角度被严格证明是正确的。通常的用法由便捷的经验法则（拇指法则）、直观的吸引力模型、数学上可行的近似值，以及运算上容易处理的计算机模拟等组成。通常，测试也依赖于其他实验，如，当无法从理论上计算出参数值时，则需要与其他实验的结果相结合求出它的结果。

因此，各种实验领域以及基础理论与实验现象之间的巨大差距，要求在检验理论时使用“可行的方法”，这是不可缺少的。科学实践包括各种经验法则的常规应用，以及应用直观模型解决不同的问题，在数学的或计算的可行性基础上求近似值，通过实验确定的参数来调整一个（部分）系统的黑匣子。关键的一点是，这些正是典型技术的各种程序，也遵循了邦格的说法。因此，在分析检验行为的基础之上，我们没有理由假设科学家与技术人员的世界观和动机之间存在根本的反差。(7)一名激光物理学家对量子力学的检验与一名工程师对特定声波放大器的检验在本质上并无差异［Cartwright，1983，pp．107-112］。

到目前为止，笔者重点关注了邦格关于科学与作为应用科学的技术之间的关系的说明。除此之外，他还宣称科学与技术都应与熟练的实际行动清楚地区分开来。这一说法表明，实际的工艺技术在科学与在以科学为基础的技术中没有（或没有明显的）作用。但是，如果我们（与邦格相反）充分考虑科学与技术的观察与实验的实践，会立即清楚这一暗示没有任何意义。毕竟，正如每个观测者或实验者知道的那样，娴熟的动作是观察与实验的科学和技术的重要方面（想想在制造望远镜的过程中打磨镜片的工作）。(8)娴熟的动作非常重要的原因是简单易懂。相反，世世代代的经验主义者认为，典型获取科学经验的方法不是凭借被动的感觉，而是通过主动的观察与实验。在第5节中我们将更详细地看到，科学观察员和实验者试图建立的稳定性与再现性从来不会自然而然地得到，而是通过困难和艰苦的干预与控制过程才得以实现。为此，熟练的实际行动是必不可少的［Ravetz，1973；Collins，1985；Gooding，1990；Radder，1996］。

本节中的讨论不是想要为技术是应用科学的观点做出详尽的评估。(9)但是，它应该足以证明邦格的分层方法值得商榷。本质目标不同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并不能通过重建认识活动实现归属。因此，把科学从技术中划分出来的这种方式被证明十分困难，如果并非绝无可能，同样也适用于证实技术隶属于科学的认识论。为避免误解，笔者要强调的是，本节讨论的重点是科学与技术之间不是不存在任何差别，但是一般说来，这些差别将只是一个程度问题，它们不会在异常的和本质不同的目标方面加强科学与技术之间的明确对比。在本章的最后一节，笔者将回到这一问题，在分析科学与技术的相似点与区别的基础上，说明它们之间究竟有怎样的区别与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