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科学终结的技术哲学

终结理论几乎是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强纲领（the strong program in the 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同时被提出的，尽管它们是相互独立的。(10)尽管这两种方法都强调外部因素的重大意义，但终结理论与科学知识社会学之间仍有着重要差别。首先，与后者相比，前者并不主张科学真理取决于外部目标和利益。其次，终结理论侧重于科学政策方面自觉的或有意的（conscious or intentional）外部影响。因此，这一理论包含了明确的评价性和规范性成分：尽管在探索阶段定位外部目标和利益的方向是可行的，某种程度上说在范式阶段也是可行的，但在后范式阶段，则需通过成熟的终结科学理论，用最卓有成效的方法去探索科学的技术潜能。

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早期，终结理论引发了广泛的、有时候甚至是激烈的讨论（参见［Schäfer，1983，pp．301-306］中的书目提要）。这一讨论在性质上既具有哲学性又具有政治性，(11)但它主要限于德国范围内。(12)迄今为止，在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科学哲学中，科学与技术之间的关系是一个被忽视的问题。在最近兴起的技术科学哲学中，终结理论在对科学、技术科学与技术之间的互动关系问题的研究中成为一个有价值的课题。在本节剩余部分，笔者将探讨该理论的价值及其问题。

这一理论的首要价值是，它对库恩科学发展的观点做出了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扩充。它认为，在出现新的继承者后，不要或不必抛弃比较旧的范式（paradigms），因为它们可能在终结的过程中得到进一步发展。而且，这一理论考虑到了外部目标和利益的显而易见的重要性，尤其是从19世纪后半叶开始，超越了库恩不完善的内部主义方法。特别有见地的是，这些内部与外部因素在潜移默化的方式中相互交织。尽管终结科学不是自主产生的，但外部的目标和利益也不是作为纯粹的外在压力起作用的。相反，它们是对特定技术理论的认识限制或者特定化而转换和内在化的，而这些理论则需要在成熟的科学理论基础上得以发展。例如，在核聚变研究中，科学家试图去发展一个具体的等粒子物理学理论，将最终能够构建一个稳定的、可再生的核聚变反应堆［Böhme et al．，1983，pp．154-156］。从技术上讲，这意味着，只有这种进程被认为是该产品τ的围堵时间和等离子体的温度超过一定的最小值τ0。因此，以一种可控的、安全的和经济高效的方式提供核聚变能量的外部技术，这一目标已经作为一种科学理论化的具体指引被转换与内在化。它告诉研究人员，要把他们理论工作的重点放在这些等离子群的集合和τ＞τ0的容器上。

此外，终结理论令人信服地表明，技术科学使真正的原创性知识得以发展，这一点在技术科学哲学的最新贡献中也有强调（例如，参见［Boon，2006］）。技术知识并不只是现有科学知识的应用，就像邦格的技术作为应用科学的观点中所暗示的那样。终结理论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尝试提供一种有别于科学发展中外部社会因素和内部认识因素之间关系的观点。无论是否完全成功，这一理论至少尝试明确在特定条件下，科学的外部指导是可能的和富有成效的。在这方面，它与一些比较新的方法相比毫不逊色，尤其是与现在流行的“模式1”（Mode 1）科学的线性历史继承的思想相比，具有很强的自主性和纪律性；接下来是“模式2”（Mode 2）科学，模式2重点关注技术、经济和社会政治环境下的使用，这些同时也指导模式2的发展。(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