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与科学技术的哲学关系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终结的方法代表了一种科学哲学的理论主导形式。事实上，关注实验提供了一个相当自然的研究科学—技术关系的出发点。仅举一个例子：约翰·斯密顿（John Smeaton）在18世纪始创了系统参数变化法，用以观察和检验水车的工作和效率［Channell，this volume，Part I］，该方法在实验科学与工程技术研究中都有着重要作用。因此，在本节中笔者将回顾几种实验是科学与技术之间关键环节的哲学观点。

尤尔根·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在他的早期哲学著作中，颇为详细地论述了技术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参见［Habermas，1971；1978］）。他设想这些科学与技术有着本质的联系。像逻辑实证主义一样，哈贝马斯将观察视为科学的基础，但他又强调，科学中最关键的从来都不是单一的、孤立的观察，但只有观察可以被其他科学家复制转述。因此，他实际关注的是重复性的观察，一般地说，就是预测的经验法则。哈贝马斯认为，这些法则无法解释，去反映人类独立的事实，因为其普遍实用性取决于人类对实证情况的积极干预与控制的可能性。换一种说法，经验法则“只要X，则Y”的认识根据由“每当我们做X（在可控条件C下），就可以得出结论Y”的实际结果所提供。这种干预和控制对于人来说是一项可行的工具性行动。这样，“预测与控制中的技术兴趣”引导了自然科学知识的产生，以工具性行为为基础的经验法则将科学导向已获取知识的技术应用。通过干预进行预测与控制是科学经验法则的本质特征，因此这些特征也预示了其技术应用。

在科学中，工具行为的表现形式是实验行为。因此，实验构成了科学与技术之间的基本联系。继查尔斯·皮士（Charles Peirce）之后，哈贝马斯对科学实验的概念进行了如下解释：

在一项实验中，通过控制事件交替出现的方式，我们促成一种至少是两个实证变量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可以满足两个条件。从语法上可表达为有条件的预测形式，它是在初始条件的援助下从一般的所谓似律性假设推断而来；同时，它可以真实地表现为一种操纵初始条件的工具性行为，这样一来就可以通过控制发生的效果来达到成功操作的目的［Habermas，1978，p．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