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与科学技术的哲学关系

此外，从实证意义上（in an empirical sense）来说，物质上已经实现了的实验的物质、设备和过程，可能而且通常是被作为（部分）技术系统利用。特定实验开发的电子电路可以作为大型的技术系统的部分用来完成某一特定功能，如一台计算机。在生物实验室得到的基因改良的有机体，可能在特定的农业技术领域得到开发和利用。在他们科学同行的案例中，这种“实验技术”被认为是一种保持稳定性与可复制性的措施，因此，对相关的系统—环境互动需要加以控制。但是，出于两点原因，物质的与社会的实验系统和相应的实验技术通常会大不相同。首先，在许多地方，通常要求技术能在更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和可复制性。也就是说，技术应该在比对应的实验室的时空范围大很多的地方正常运行。其次，与第一个原因有关，实验技术预期的运行环境或许跟平常的实验环境大不相同。

基于上述理由，我们不能认为，成功实现的实验能保证相应的实验技术的成功。(18)在实验室运行良好的核聚变设备，绝不可能为我们提供一个能为控制能源生产而有效利用稳定的、可复制的聚变反应堆。类似地，成功的艾滋病疫苗体外实验并不能保证艾滋病患者体内治疗的成功。(19)但是，来自不同学科背景的科学家，一次又一次地妄图实现这种不必要（unwarranted）的飞跃，要么是因为他们对科学与技术之间关系认识不足，要么就是单纯为了得到更多的资金支持而故意迎合他们的资助机构。

在这方面，简要回顾一下终结理论是很有意思的。根据这一理论，在范式阶段所谓的“转移研究”是有可能的。这一研究包含了实验室实验系统的“按比例扩大”（“scaling-up”）到工业生产的过程。显然，这种按比例扩大被看成是对现存知识毫无疑问的应用，同时也不需要进一步研究。因此，有人声称，在范式阶段科学政策只能促进研究，但不能为其指示新的方向［Böhme et al．，1983，pp．152-153］。但是，就如同笔者在对实验科学与技术科学关系的进一步细致研究中显示的那样，这些“按比例扩大”的过程绝不是一帆风顺的。他们需要对流程的大量额外研究，这将会或可能会在更大的时间和空间尺度发生，并且在新的环境中技术有望发挥功能作用。此类研究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在所需要的尺度和预期的环境下，这些技术中产生稳定性与可复制性工作的新知识。

本节中科学—技术关系的讨论，引发了两个重要问题，这两个问题对于科学与技术项目的社会治理和规范评估都是至关重要的。第一，有个实际问题就是，将成功的实验意图扩展为一项稳定的、可复制的实验技术，是否有合理的理由认为是切实可行的。预期技术系统的时间和空间范围越大，这一问题的关系就越密切。第二，规范性问题，受控的物质和社会世界，是否需要保证技术系统的稳定性和可复制性是在规范的理想的世界。如果对这其中的一个或全部问题的回答都是否定的，那么唯一合理的选择就是不要实现这种特殊的技术。在本手册第六部分，笔者将提到这些问题并对其进行更充分地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