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技术的科学的哲学

对这一理论观点的第二个反对意见与理论的功能和含义有关。与扬尼希和拉图尔一样，勒拉斯声称，理论的意义不能脱离它们在实验或观察过程中的功能。理论应当经得起实验的检验，这也要求从理论到实验的路线应该由理论本身做出安排。

理论［不能］仅被当作是计算和预测实验结果的工具。它的作用远不止于此。它是一个设计工具（an instrument of design），正因如此，它包含了本体论和技术。理论还可以被视为是如何建立一个实验装置，或更好，如何指导实验人工物生产的指令集［Lelas，1993，p．442］。

因此，科学理论的精髓不是在抽象的概念或者数学结构本身，而是在连接理论概念或陈述与观察和实验行为及生产实践的翻译和诠释中被发现。

在其著作《科学与现代性》（Science and Modernity）中，勒拉斯发展了关于科学和技术的这些观点，并嵌入到于人类认知的进程、（现代）科学的兴起以及科学知识的本质等全面的和（广义的）自然主义理论中。例如，从进化论和生物学的角度看，人类是一种“早产的、弱智的且非专业化的哺乳动物”。为了生存，他们需要适应多种环境。为此，技术被认为是特别重要的。

制造人工物不是人类存在的唯一形式，它仅覆盖了人与自然关系的一个方面。其他还有记忆力/智力、语言和组织机构。它们共同组成了我们通常所说的文化。但技术是它的一个重要部分，它是完成人类作为一个生命系统与所处的自然环境的物质交换的那个部分［Lelas，2003，p．112］。

勒拉斯继续解释了发生在古埃及、中东、印度、中国以及美洲的“城市革命”促使科学的兴起。然而，从16、17世纪开始出现的现代科学（modern science），在两方面需要进行进一步发展：首先，经济动力学说和人类征服自然的实践；其次，不断增加的人类活动和功能向技术人工物的转移。这些令勒拉斯得出了上述主张，即实验构成了现代科学最重要的创新，更具体来说，甚至科学理论最终也与制作相关。

在本节的小结中，笔者将对勒拉斯的科学作为技术的观点作一个简要评价。他的科学和现代化的一般理论主要涉及（现代）科学的自然和文化前提与情境。该理论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也是耐人寻味的，勒拉斯的书包含了大量有趣的讨论，但过于详细的回顾也确实超越了本章的范围（［Radder，2002］）。因此，笔者将只对科学与技术的关系做一些具体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