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哲学中工程师

比较研究发现，工程师在社会地位、职业导向、实业组织中的职位以及特定理论和实践能力的相对重要性等很多方面存在实质性的变化［Maurice et al．，1986；Meiksins and Smith，1996；Sørensen，1998］。这反映出工程师的角色在劳动力系统的国内分配以及历史传统中不同。此外，似乎存在一些相似之处，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紧张关系、认为工程学基于科学而不是源于实践、工业企业的看法之间的紧张关系（参见本手册第一部分Banse and Grunwald撰写的章节）。该议题部分产生于对工程学社会地位的关注。在很多国家，具有科学背景比精通实践技巧更有威望且受人尊敬。

一直以来，确定工程师需要知道什么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19世纪末20世纪初，确定工程师专业地位的努力最终遭到获得科学级别和受教育者资格认可的双重挑战。这种挑战表现在三个主要方面。在法国传统中，巴黎高等理工学院（the Ecole Polytechnique）是典范机构，学术地位的获得特别注重科学和数学。在北美，传统上侧重于将文科课程作为工程学课程的必修部分，以获得受教育者的认可；而在德国，工程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学术地位已经成功确立［Kranakis，1989；Lundgreen，1990；Manegold，1978；Noble，1979；Shinn，1984］。

职业社会学已将工程学与法律和医药等职业进行了比较，发现工程师希望获得自主的社会地位。工程师是否真地构成一个职业已经是老问题了。在本章的上下文中涉及另一问题，该问题源于将工程师依据专业领域的不同而区别为如机械工程学、土木工程学、化学工程学等，各专业常常有自己的职业团体。另外，正如布希阿勒里［Bucciarelli，1994］所表明的那样，这些专家（经过不同方法的培训）以特有的方法看待技术和定义问题，很难跨越教育的分水岭进行沟通。然而，出于本章探讨的目的，将工程学作为一个单独的职业来看更加适合，至少在一个国家内，一是由于工程师是在相似的制度类型下接受相似的教育；二是由于他们也是有组织地进入旨在提供普通工程资质的普通工程学会中。从使用职业定义所获得的，并不仅仅是提醒我们在劳动力市场存在以教育为基础的围墙现象，而且指出了组织知识制度的存在不同于以规则为基础的模式。职业具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显著特点，它包括在专业人员的经验和以研究为基础的知识之间寻求一种各自重要性的平衡。

也许可以认为，专业人员的教育混合了以规则为基础的知识和特定的专业知识。在工程学教育中，这种混合导致产生了一门包括数学和自然科学的课程附属于几种工程学科学的综合课程。这种广泛的融合构成了单个工程师的所谓工艺能力。

术语工艺用来强调给予工程师基础知识相当广泛的教育传统，包括对工程学一些领域的基本能力的介绍，最终培养出一种专业领域。我们可将此认定为跨学科教育的特殊形式。这样的跨学科工艺培训，以医药工程师的培训为例，包括教授他们土木工程学、电力工程学、化学工程学等的基本知识。这与近现代多数国家对较多综合能力、较少专职工程师的社会要求是相符的。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Social science and humanities subjects）可以成为这种广博知识基础的一部分，在这种情况下，这些知识形式被纳入沿着综合技术知识战略路线而创造的混合框架。其结果就是形成个性化的跨学科的综合技术形式，它天生就不同于以专家团队合作为特点的跨学科形式［Sørensen，1996］。

如上所述，科学、数学和人文已被用来加强工程师的社会地位。就社会科学学科作为工程学课程的一部分来说，潜在的推理似乎已经偏离。工程师需要知道管理和商业的知识，这一观点已被普遍接受。像经济学、法律以及商业管理等学科在许多（如果不是大多数）工程学教育制度中被教授。然而，至少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这些领域的研究仍被认为是外围的，尽管许多（即使不是绝大多数）工程师们倾向于从事管理事业［Sørensen，1998］。

一项最近的教育思想变化的研究，与发生在1910—2006年的挪威科学技术大学（Norwegi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NTNU，其前身是挪威技术学院）的工程师培训有关，对这些潜在因素进行了详细研究［Amdahl and Sørensen，2008］。在挪威，工程师高等教育最初尤其受德国传统影响，奉行技术学院（Technische Hoochschulen），但1945年后，转向美国寻求启发。那些原始资料（包括学院院长的入学典礼讲话以及课程改革委员会的报告）清楚地表明，该学院一直都致力同其他国家开展工程师教育的机构保持不间断的交流活动。这项研究中提出的意见有更广泛的有效性，考虑到了挪威是一个仅有小工业企业小国家的事实。这无疑解释了为何综合技术的理想在这里占据主导的时间比在其他大多数发达经济体的时间长的问题。大公司比小公司能更加充分利用专业化的工程师。然而，正如其他大多数国家一样，在挪威，综合技术的理想也正在衰退。

学院院长奥拉夫·哈格斯塔德（Olav Heggstad）在他1932年的开学典礼讲话中，对在挪威那些有责任教育工程师的专业的传统观念进行了恰当描述：

在这里，你们［工程学学生］不会被当作专家而接受教育，而是在更广泛的专业领域中接受综合性教育。有一段时间，整个技术学院对专业有一种强烈的情绪。但是这种观点日渐被其他事务所摒弃，因为，当教育结束后，毕业的工程师并不能确保在专业领域内就业［Amdahl and Sørensen 2008，p．后来的院长和课程审查强调，挪威工业大部分是由需要多领域能力的工程师（如上面所定义的综合技术）而不是专业化的工程师的小公司组成的。直到20世纪70年代，工程师专业知识的重要性才被充分认识。

将工程师看成是综合性活动从业者的观念表明，单独的综合技术交叉学科是教育的主导模式。如果人文学科或社会科学要整合进入工程学实践，这将涉及在工程学课程中增加这些题目。挪威技术学院在1910年建校时的课程中就包括社会科学的课程，只是范围比较适度，并且主要集中于经济学和一小部分法律的特定方面。长期以来，学院院长在开学典礼讲话中提到更多这类课程的必要性。他们往往总结道——偶尔是带有遗憾的——不能迎合这种需求。对社会科学相关学科的需求不曾被考虑到应给予其应有的课程空间。显然，不同的院长出于不同的角度提出他们的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