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哲学中工程师

第一，有一系列的回应忽视了工程学课程需要更多社会科学，强调技术本身代表着显著的文化因素。阿尔弗雷德（Alfred Gets）院长在1916年的开学典礼演讲中善辩而系统地阐述了这一观点：

然而，技术确实是教育的一种方法。它纯粹而理想。像艺术家一样，工程师才艺的创造性力量寓于内在洞察力，并且像艺术家一样，工程师也必须与结构格斗，以满足精神层面设想的现实。

从这个角度看，没有社会科学的专业介入，工程师靠自身可以轻松应对问题。他们自身的文化能力将足够应对理解社会问题和事务的需要。类似的想法不时死灰复燃，作为控告工程师是狭隘文化的受骗者的辩驳［Florman，1976］。

第二，很多院长在他们后来的职业生涯中，往往是成了管理者时强调，工程师将需要额外的技能，如外语知识、心理学、组织理论等。学生因此寻求获得这些技能，但不幸的是，他们只能在业余时间去做那些事。已经没有空间来扩大工程学课程。这也表明，社会科学的地位低下。

第三，一系列工程学对社会的影响以及工程师社会责任的问题。这些议题从1910年起不时被提出，但是1970年以后，对议题的抗辩变得更为持久，这显然是对视技术为潜在社会和环境威胁话语的回应。卡斯滕·雅各布森（Karsten Jacobsen）院长在1991年的开学典礼演讲中竟然提出，未来的工程学将成形于技术和人类忧虑间的紧张关系：

知道某种原则不再足够；未来的技术人员要进入一个完全不同的竞争环境，具有比以前更为普遍的价值基础和观念，以及在实践中面对可能带来的后果的能力、意志和锻炼——从更为广泛的角度来看行为——也就是我们所称的整体观念——技术学的-生物学的-人类学的-经济学的［Amdahl and Sørensen，2008，p，61］。

然而，在这个时间点上，专业化已经成为工程师基础教育占统治地位的主题。人们并不真正认为，挪威的工科学生应当在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方面接受更为广泛和全面的培训，以应对雅各布森所说的挑战。不是寻求新的知识类型，雅各布森和其他后来的院长谈到了跨学科合作方面的问题。学生的教育需要改革，但是这项改革必须注重灌输新的德行，而不是获得新的知识。

当然，所倡导的新德行包括，更为广阔的工程学视野以及对工程师工作造成的社会和环境影响的更高敏感度。院长们的演讲突出了这样的理想，鼓励工科学生成为熟练的并愿意进行跨学科活动的人，这也涉及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毕业生，反之亦然。正如艾文德·西斯豪格（Eivind HiisHauge）院长在2004年的开学典礼上所讲的那样：

没有一个人能单独地、有足够深度地跨越多种学科：这是只有通过有组织实施以及团队合作的投入才能获得的能力。

这是呼吁来自不同学术领域的学生要为跨学科合作做好准备。

如果回顾我们在序言中所提出的社会科学在工程学中的两种借用模式，可以看出它们在上面的引文中都被强调。长期以来，院长们的演讲和所有课程检查都反映了一个观点，即工程师应当能够靠他们自己来处理包括特定社会科学在内的广阔范围的挑战。这样一来，他们强调了被笔者称为以专业为基础的借用模式。社会科学的投入被一些人认为具有潜在的重要性，但最终它被赋予少量的课程空间，并被各个工程师广泛的跨学科教育所同化。在过去10年中，观察到的向更集中化和异质化的跨学科的转换，更加突出了社会科学借用的跨学科模式。最终，它将为更多的社会科学家同工程师进行合作铺平道路——也是以一种独特的、可视的形式为社会科学铺平道路——这些合作当然是在技术发展的框架中。当然，决定性的问题是，后面这种可替换的方法是否被意识到，哪种借用模式对工程学教育以及工程师的专业发展是最重要的？